初中畢業之后，我就沒事干了。早上拿點吃的東西，天一亮就到山上去。山上練一段時間以后，下來到溝里邊練，再到清澗那個大橋橋洞下面練習，因為有回音。然后再到家里頭，用錄音機練。家里頭我媽不讓我練，她認為南腔北調的，不好聽。她把錄音機給我砸了。從那以后我再沒買過錄音機，到同學家去租、借。后來卡座錄音機基本每家都有，我家那臺砸壞之后，我再也沒買過。

我爸媽是建筑工程隊的，那會兒還擺個地攤，沒有社會地位。你要是在百貨公司什么的，很牛啊，買東西方便，那會兒計劃經濟么。我為什么從小學習不好，不是我不聰明，是因為同學欺負我。老師看不起，同學欺負。家里管的又不嚴。本來學的還挺好的，后來一直被欺負，為了躲避同學的欺凌，就不去學校了，成績下降了。我爸媽就認為我應該做生意，賣貨，或者頂個班去建筑工程隊也行。我說我就干播音。為啥？一方面是我喜歡這個職業的神圣，另一方面，我是我家唯一的男孩，傳宗接代就要靠我。如果我這個職業不安穩，有個什么閃失，我們家不就斷香火了？我就想找個工作，風刮不著，雨淋不著，既沒什么危險，社會地位還高。

1993年在米脂臺

榆林縣廣播電臺第一批合同制員工

我在家自己錄好了磁帶，先到清澗考，考了第一。但成績公布之后，一直沒錄取。隔了差不多兩個月，1985年開春的時候，我就去清澗廣播局找白局長，問我這個待業青年能不能去廣播站實習一下。局長說：“播音員是黨的喉舌，廣播電臺是政治性非常強的地方，誰想來就來，誰想播就播？那要經過很嚴格的審查，要會議研究決定，允許你上你才可以上。你覺得你播得好，榆林在招人，你到榆林去考去。”我當時想他可能是氣話，半信半疑問，“真的？”他說，“真的。”我就轉身走了。

回到家，我悄悄收拾了一下，拿了盒磁帶，來到了榆林。正好是中午12點，一天中的第二次廣播時間，榆林滿大街都是廣播的聲音。人家那播音員播得特別好。人家播這么好，不可能要播音員。我想白局長肯定是在損我呢。我就轉身想走了，不考了。走到榆林汽車站，要買票。我一想，從清澗到榆林是4塊7毛錢，來回就是9塊多，快10塊錢了。我來一回，連廣播站在哪里都不知道。我去問問他總該可以吧，這個又不是太丟人的事情。又不是偷人搶人，我去問問他。于是又來到城里，問人家，說是廣播站在鐘樓巷。我來到編輯室，一看好多人在排隊。我問這里是不是在招人，人家說是。問我哪的，我說清澗的。問你要考試嗎？我沒敢說自己考，說是我的一個同學要考。我對語音比較敏感，到榆林后講了一口榆林話。我說，“我一個同學委托我上來問一下。這兒有一盒兒磁帶，如果你們感覺行，我回去讓他準備下，如果不行就拉倒。”他拿過磁帶放到那個三洋的卡座機里。聲音一出來，所有人都靜悄悄地。工作人員問：“啊，這個人哪的？”我說“清澗的，我同學。”

“哎，我覺得這嗓音好像是你的呀！”

“不是，這不是我，我播不了這么好。我一個同學，人家天天在家里練。”

“這個不錯，你讓他回家好好準備一下。完了留個地址，我給他來信。好好準備。”

回去大概一個月以后，家里來信了。一般榆林到清澗來信就是六七天時間。我一看，是讓我去復試。到榆林后，是榆林縣的領導在復試。當時領導不看，是讓我們錄音。所有人都在排隊，整個鐘樓巷都站滿了。都是年輕人，大學畢業的，高中畢業的……我一去，人家就認得我，“哎，你來了，你同學呢？”

“不好意思，就是我。不是我同學，是我。”

“我們那陣兒就覺得是你，你這個人怎么這么不老實！不說實話。”

我把前因后果，清澗怎么考的，有什么心理負擔都給他說了。人家也很理解，“哦，是這樣。你就不要跟他們在這兒排隊錄音了。”就叫了楊煥榮（現在退休了）拿了一臺錄音機，提了一壺水，開了一間編輯室，說，“你就到這個房子錄，你什么時候錄好了，什么時候把帶子交給我。”中午到那兒，下午快下班才錄好交了帶子。他們準備的一篇稿子，我自己準備的一篇稿子。錄音完了還有筆試，交卷后人家讓回家等消息。

我二爸當時在行署，我來考試沒告訴他們，當天下午我去他家才說我來考播音員。我二媽說，“你念念，讓二媽聽聽，我就不信你的普通話比你毛哥的普通話還好。”我一念，行署大院好多人跑二媽家來了，“哎，霍隊長你們家放電視，我們來看看。”結果不是，是我在那兒讀報紙。

大概是7月份，又來了一封信，“霍寶林同志，你已經被榆林縣廣播站錄取為播音員。請你見信后速來榆林報到。”這樣我就成為榆林縣廣播電臺第一批合同制員工之一。

“惹事”的負面報道

1985年8月14號我到榆林廣播臺報到，給我分了宿舍，就在鐘樓上。當時我覺得這個播音員職業很神圣，卻對編輯和記者的意識很淡薄。編輯編好的稿子，我認為對，我就照著播，我認為不對，我就給改了。我不知道，誰也沒教給我，其實這個在新聞界是一個“大忌”。編輯編好以后，不可以改的。除非你自己看出來非常明顯的錯誤，哪個字錯了，你告訴編輯，編輯改過來你再播。而不是你自己直接改了播。

1987年有一次機關作風整頓，我們有一個記者，在榆林行署、榆林地委、榆林縣委、縣政府大院兒里蹲守了半個多月，寫了一篇報道，有三頁多，應該有一千多字。遲到的、早退的、上班期間辦公室沒有人的，他都寫了。這個記者可能比較年輕，甚至在報道里點了誰誰誰遲到、早退，幾點來的，幾點走的……我們編輯大部分都劃掉了。用紅毛筆劃掉的，但紅色下面還能看得到原稿。我一看，機關作風整頓，大會小會上強調，這么好的稿子改成這樣了，編輯不對。我就按原稿播了，全部播了。播出之后，影響特別大，榆林地委馬上就開會整頓，把報道里提到的人給處理了。當時的處理不是口頭批評、做個檢查那么簡單，就是真處理了。這下他們受不了了。我們局里就開會，領導問，“誰把這個稿子播出去的？”

“霍寶林播出去的。”

“為什么播出去？”領導開始批評我。我還據理力爭，“我們記者那么辛苦，多長時間寫的這篇稿子，你把稿子改成那么點。咱們地委領導一直在強調作風整頓，大會小會那么開，我也參加會議了。我們作為輿論監督，人家寫了這個稿子，就應該如實匯報，為什么不播？”

“哎，你還強詞奪理！這不能改！”

“你就不能刪！”

領導一氣之下就讓我做檢查。我不做。開兩次會批評我。批評我，我不干了！我就辭職了。我就把合同和辭職報告交到辦公室那里，不干了。把辦公室的人氣得，“你這后生，太不知高低了！”

在這之前，我接到丁濤老師的電話，“我辦了個培訓班，大專班，想讓你來培訓。”1985年年底，為了提高各地縣播音員的文化水平，丁濤在西北大學辦了一個播音員培訓班，招收全省各縣播音員。但我是87年才知道的。單位不想讓我去，怕我跳槽。最后我還是去培訓了。去了以后，單位也沒辦法，回來以后還給我報銷了費用。那會兒單位對我挺好的，每星期回一次清澗，來回車費全報。后來我總結，還是我有些傷了領導的心了。因為太年輕，就那個事情上讓領導下不來臺，就辭了。再說丁老師跟我說，省臺想要人，他那會兒是省臺的播出部主任，專門管播音這一塊兒。丁濤老師上課時就覺得我這個嗓音條件啊，播音水平都挺好的，想培養我，讓我破格到省臺去學習。所以我遞辭職信也不是很盲目的。

播音要帶點“京味兒”

我辭職后，去省臺實習。省臺招人，給省勞動廳打報告，要勞動廳批，這個周期比較長。半年以后，丁老師去世了，就把我擱在一邊了。后來是海茵老師跟我說，“小伙子，你在我們這兒掙不上工資，沒有前途。丁濤老師去世了，我們這兒暫時也沒有人負責。你跟你的同學聯系一下，看可不可以到哪個市臺去干一干。市上手續比較簡單，要人也多，像你這樣的一定沒問題。”

我就跟同學們聯系，我們西大一起學習的同學，都是各地縣的播音員。寶雞、咸陽的同學都說要人。我都去試播了一下，最后決定在寶雞干。寶雞有我兩個同學，關系都特別好。我在寶雞干了一年。

當年西大學習時教我們語音學的吳天慧教授，曾經是中國四大語音學專家之一。他是從江南到西北大學任教的老教授。我對老師恭恭敬敬，又很勤快，學習刻苦，業務也比較突出。老師們對我都挺好，知道我經濟上比較困難，所以常叫我到家里吃飯。吃飯的時候看電視，吳老師就給我講，每個播音員哪里是優點，哪里是缺點。這個字音是怎么讀，那個句子是怎么斷。我就問他，“咱們陜西臺播音員和中央臺播音員，那個語音一聽就差別很大，為什么呢？”

吳老師說，“陜西的語言環境就是這樣。”

我說，“那咱們能改嗎？”

他說，“改不了，沒法改。除非你到北京去，你在北京那個語言環境下面，你聽北京那個小孩的發音，你跟他們學上一點兒就夠了。我們的普通話，不能光照著拼音去發音，你要帶點京味兒就好聽了。”

我說，哦，原來如此。從此我就有了到北京去的念頭。

到寶雞一年后，我得了寶雞優秀播音員二等獎。我覺得自己離真正的優秀還差的很遠，寶雞也不是久留之地，干脆就再去學習鞏固。寶雞臺是大臺，有個同事叫謝香，她說“小伙兒你想去北京？我有個同學從西藏臺調到北廣當老師了。叫張秀清，你去找他，我給你推薦。讓他給你安排下食宿。”因為家里不支持我，所以經濟上一直比較困難。到北京后，張秀清就給我安排到他的宿舍去住。她也帶課。當時我們的班主任是姚喜雙，是國家語委主任，今年退休的。張頌教授給我們上的播音主持課。

我去北京時，是1989年。我媽給了我400塊錢，我爸一分錢沒給。路費就花了大幾十塊錢，還剩幾百塊，壓根沒敢動。吃飯就去老師家里蹭，給人家收拾屋子、擦擦桌子什么的，花費很少。后來我就到北廣附近，定福莊，一個農家院里頭，和我的兩個內蒙同學一起租了間房子。就為了跟院子里的小孩兒接觸，在那兒呆了半個月，房租大概100左右。400塊錢快花完了，也到年底了，就回了家。本來第二年1990年，開春還得繼續上學，上完給文憑。結果我學費沒交，當時學費要一千多兩千塊錢，我拿不出錢，也拿不到文憑。之前在西北大學念那個?？瓢嘁矝]交學費，沒有拿到文憑。

90年開春，我準備到深圳去，知道那里在開發。我先到四川內江，那里也有個西大的同學，到他那兒待了幾天。他說，就到他們這兒干。我說不行，我想到深圳去。準備離開內江的時候，給家里打電話，實在沒錢了。我把我帶的東西能賣的都賣了。我說能不能給我點錢。我媽說，“要錢你只能回來。不回來不行，比我年輕的都抱孫子了，你趕緊回來。你不要找工作了，我把你養活上。再不允許你出去了。”我當時想，自己出去確實很苦，再一個，家里也就我這一個獨苗，我有四個妹妹。我出去后，大人都很擔心。出去了萬一哪天死了，這個誰也說不來，對不起生我一回的父母。算了，就當個孝子吧。就回來了。

回來以后，家里就趕緊張羅著介紹對象，沒工作對象不好找。我就說，“不就找個工作嗎，我再找就行了。”我媽說，“就在咱們這兒，不要遠了??！”

我去榆林臺找工作，找到楊海燕，那會兒是臺長。我說我想回來，哪里要播音員？

她說，“好么，只要你想回來。榆林電臺現在人已經滿了，米脂、靖邊、佳縣、神木這四個縣，你挑。你先去看看，我給這幾個縣都打個招呼，你想到哪個縣就哪個縣。”當天晚上我到了神木。我待了一天，覺得那個小樓環境不好，離家也遠，所以第二天就走了。我又到地區廣播局，楊海燕說，“要不你就到米脂，那兒是清水衙門，人們文化素質也高。又是文化縣，離你家也不遠。”

我到米脂后，米脂廣播局給我把賓館的房間都登好了。接待我的是編輯郭思煥，還有高局長（高德懷）。問我想來的話，有什么條件？我說條件很簡單，把我的工齡延續上就可以了，我從1985年開始工作的。局長說，那個好辦。完了我就上班了，在廣播臺。那會兒沒有電視臺，米脂電視臺是1993年開始籌建的。

廣播電視的市場化應當是服務的市場化

近些年國家對廣播電視行業進行改革，說是事業單位，企業管理。按照改革方案的話，經營費用是財政負責一部分，剩下一部分自負盈虧。先是財政給三分之二，然后是二分之一，然后是三分之一，最后徹底市場化。等于是把黨的喉舌，政府的宣傳這一塊推向市場了。米脂廣播電視臺的市場化改革一直沒有實行，為啥，因為真實行了這幫人都得餓死。所以現在我們還是拿著全額工資。近幾年廣電局改成了廣電中心，這才正式與文化局合并。之前說是合并了，人事、財務、業務都是獨立的。每年的考核，也成了文化局派人過來考核我們，以前是組織部來考核。

90年代，廣電部門走穴很厲害，再加上廣告的爆發，各種各樣的廣告，不講究質量，只要給錢，什么都做。從那時開始，人們沒有底線了。中華民族幾千年，不僅有底線，還是有文明的?，F在不僅沒有文明了，連底線都沒了。為什么？就是從這段時間市場化后開始的。不是還有人鼓吹軍隊獨立化嗎？這個是絕對不可以的。包括這個宣傳文化陣地，意識形態領域這根弦，必須要黨管。

米脂廣電局曾經把廣告部給承包出去，但是賠了，虧本了，再沒人做了。差額以后，存在個創收的問題。怎樣才能獲取最大的利益？什么東西才能獲取最大利益？暴利行業。正路行業就不存在暴利。所以這是一種惡性循環，是不可取的。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如果我是臺長》。我不會靠廣告創收，我靠服務創收?，F在社會對廣播電視的需求是非常大的，人人都是攝影師，但是不是人人都會制作、都有平臺去發表。我們服務于他，提供平臺。你有好的作品到我這里來播放，我可以給你提供錄音棚，提供演播室；你有才藝可以到這里來展示。這樣節目源也充實了，創收也創收了。市場化，它實際是服務的市場化。向市場服務，不要高高在上。我在服務黨，服務正確導向的同時，面向市場，提高服務質量，這個是正確的?，F在不是這樣做的，只是廣告創收。

霍寶林近照

發掘地方文化和紅色資源

我本身是個有故事的人，又對故事很感興趣。故事必須講，故事不能看，看著沒啥意思。我以前想搞個臺，但政策不允許?，F在自媒體發達，我想建一個網站，我講講故事，這個不違反咱們的政策。

我現在搞專題片拍攝，也是市場需求。人家需要，我去做了，我是在服務。我一年賺幾十萬沒問題。我全憑業余做專題片才敢買房子，買車，孩子們每年各種培訓費，每年參加各種比賽，出去旅游……我做的專題片，在行業里評得比較好的有《鐵水打花》《李自成傳說》，紀錄片有《闖王桑梓行》，獲得省上廣播電影電視二等獎。米脂的非遺項目專題片，都是我做的。項目申請由文化館負責，我與他們合作。因為申請項目必須要有片子，音像資料比較直觀。像鐵水打花、李自成傳說故事、貂蟬傳說故事、米脂嗩吶也是省級非遺項目。今年省級評審的是非遺傳承人，一個是嗩吶的，一個是李自成傳說故事，再一個就是鐵水打花的傳承人。我們走訪很多人，從里邊選出比較有代表性的，做成片子。

2016年，我做過一個廣播劇。當時，國防部要求全國各軍警機關，以改革強軍為主題，發掘一些宣傳正能量的作品。米脂縣武裝部部長就找到我，說想做個微電影，但時間比較緊，就一個星期左右，問我能行不。

我說做不出來，要找本子，還要拍攝，還有后期。

“那你做什么比較拿手？”

“我做廣播拿手。做成廣播劇行不？”

“那也行。”文件上節目類別里有一項廣播劇。他也是個陜北迷，“陜北這么多紅色資源，我們就在這方面挖掘。耳熟能詳的或者鮮為人知的，都可以。都說米脂婆姨，漂亮、賢惠，咱們不能從紅色方面挖掘一點？”

我到網上查，找到一篇口述的稿子，采訪的是曾參加沙家店戰役的一個老大娘，叫郭蘭花。根據這個稿件，我簡單地編了一個廣播劇。我通宵沒睡，第二天一早打印了幾份稿子，發給幾個演員。部長也是演員。錄音就在文化館的二樓。中午十二點，錄完了。我后期制作的時候一聽，不行，根本不行。演員不行，尤其是演老年蘭花的演員。文化館館長史飛說，有一個演員，曾經在米脂劇團扮演老生，現在年紀大了退了，在榆林住。不知道你請動請不動，電話給你，你給他打。我打過去，說，我是霍寶林。

“哦，霍寶林，我知道你。”

“我們排一個廣播劇，要一個老年蘭花，非你莫屬，你來演行不？”

“好好好，我非常愿意，你要是早說，我剛從米脂上榆林。那我趕兩點下來怎么樣？”當時十二點左右。

我說，“行，太謝謝你了，你幾點來算幾點。”人家兩點準時到。不講工錢，沒工資。最后我個人掏錢，給每個人二百塊錢。所有演員都是我現場導演，現場教，教一句錄一句。錄完我又做了后期，因為要的急，我覺得做得比較粗糙。給大家一聽，都愣住了，誒，原來這么好。這個劇名字叫《沙家店戰役中的米脂婆姨》，策劃的名字寫的是武裝部長，編劇寫的是一個武裝部干事，因為這個是全軍內部評獎，外部人不可以評。送到陜西省軍區，獲得陜西省一等獎，推送到北京，評了個全國二等獎。

（2018年8月3日采訪錄音，8月5日整理完畢）

霍寶林口述        申元元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