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記憶
馮景翼回憶(節錄)
一九二三年暑期,聽說綏德開辦“省立第四師范”(以下簡稱四師)。先招收學生兩班,共一百二十名,我即遂時考入了四師讀書。校長高竹軒是一個庸懦無能的腐儒,米脂高憲斌任學監(即以后的教務主任),校長本家高之傅任舍監(以后的訓育主任)。學校開學后,我們同學,每天每周,只是埋頭閱讀,不問其他,也就是“兩耳不聞校外事,一心只讀課堂書”了。二四年農歷三、四月間,學校領導計劃率領學生旅行米脂,乃令學生各縫一套黑色新制服,家庭貧寒無力措辦者,都向學校要求發給或另想補助辦法,校方不允,隨引起了罷課學潮。時經六、七日的爭執,終于由自己縫了制服,完成那次旅行之舉。
暑期后來校,學校完全大換班,李子洲就任了四師校長,楊明軒任教務課教務主任,常漢三任訓育主任,所有教師,一部分為共進社的社員(該社為北京各大學思想進步的學生所組織,其宗旨為反對割據陜西的軍閥劉鎮華和吳心田,并揭露一些社會上不良制度與風俗或介紹新時代的優良風尚,所出刊物名“共進”,其活動力很強,陜北王井岳秀曾告訴人說:“他不怕大共,最怕小共”,該社的社員,以后大部分轉為共產黨員了)。另外,又向外省聘請思想進步的??平處煍等?,同學們對教師最敬愛的是王懋庭[廷]同志,他首先給我們選講了《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和很多有關新時代知識的課程,課外不時和同學們談話接觸,給同學們介紹閱讀《中國青年》、《政治生活》和《向導》,并幫助各班學生,都各自成立了“各科學習討論會”。此外領導全校學生成立“講演會”、“辯論實習會”與“文娛演習會”等,最后指導學生成立了“四師學生會”,和榆中學生會取得了聯系。我們學生會,還出發過兩三次刊物,我和杜司 [嗣]堯同學負責編輯,其他同學擔任出版印刷等工作。黨組織在校內,這時都分別成立了黨、團的特支。直接由中央局和北方區委領導。四師團支的負責領導者,就是王懋庭[廷]同志。那時黨團為了保密,只用“大學”“中學”等字樣作代號。同志之間,只可發生縱的關系,不能發生橫的關系。
二五年三、四月問,孫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之后,學校舉行了一次盛大的追悼會,由各位教師講述了中山先生革命的[歷史]和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新三民主義革命的意義,鼓舞了同學們很大的革命精神與思想。接著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同學們除親到綏德各鄉村宣傳外,學生會還分頭派赴各縣宣傳“抵制日貨”和“打倒英日帝國主義”等活動,我和劉秉章(清澗人)同學,曾奉派到清澗城內去宣傳,聯絡大商家兼豪紳惠華亭和地方人士,開過一次市民大會。
當二五年秋冬之間,榆中鬧起了大學潮,經過好幾日罷課斗爭,終于在井岳秀控制之下,十八名優秀學生(全為黨團員),被學校開除離校。
二六年四師學生,已增加到七、八班(每年都招收一個補習班),人數達四五百名。所有學生和教職員們,口里講的,眼里看的,不是革命的語言和書報,便是反對統治階級的口號標語,其中百分之七、八十,都為黨、團員。其他少數,無論他們內心如何?而口號與行動,卻都要跟著我們一道來了。至暑假時,即為我們第一、二兩班同學畢業之期,這時畢業者,僅有八、九十名了。除個別派赴外處工作者(我奉派至宜川石團,作士兵教育工作),大部分都回了本縣,不是任校長或教員,便是教育局長。當二五年至二七年間,在黨組織領導和李子洲同志們活動下,共產黨員呼震東、田伯英先后就任了延安“省立第四中學”校長,在那里又發展了很多黨團員。
(馮景翼又名馮又新, 1980年6月22日談陜北黨組織的初期活動)
二四年九、十月間,四師成立團的組織。它是一個支部,書記是王懋廷;發展的對象是學生;它受北方區委和上海中央局的雙重領導(因為王懋廷常寫信給“中央局”,因此,于上海也有關系)。
黨的組織二四年下半年就有了,因為當時李子洲聘請的教員大多是黨員,所以黨的組織一開學就有了。當時,是一個支部,誰為負責人我現在就記不清了。
孫中山逝世的消息傳來,四師召開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參加人除四師的師生教職工外,還有當地的部分農民、地方紳士,高小、平民學校、女校學生都參加了追悼大會,約有數千人。在追悼會上李子洲、王懋廷、楊明軒都先后講了話。講話的內容我記不清楚了。
五卅慘案發生后,六月里,四師學生在黨組織領導之下,紛紛到陜北各縣進行宣傳、募捐、聲援五卅慘案。綏德城內沒有召開過聲援大會,四師學生到外縣是召開過的,如米脂等縣。
李子洲、楊明軒、田伯英在四師時,除給學生授文化課外,還給學生講馬列書籍。他們號召學生看:《向導》《中國青年》《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淺說》,后來圖書館里也陳列了這類書籍。
(馮又新于83年4月23日口述,整理于4月26日,原件存中共綏德縣委黨史研究室)
我叫馮又新,曾用名馮景翼。1923年,我考入陜西省立第四師范(即綏德四師)學校,學制三年,于1926年暑假畢業。1924年下半年,我在學校入團,在放寒假之前,去城內的二郎山開過一次團員大會,約有十幾人參加。1925年上半年,我由團轉黨,于放寒假時,黨支部搞組織的李瑞陽召集我們去城內南關開了一次會,會上指定我任書記,但未指明是什么組織的書記,會后我就回老家度假。
至于剛才看了1926年(公歷)1月17日團地委工作報告原文,并署名報告人是團地委書記馮景翼,我感到很驚奇。第一,原文的手字不是我的,有點象李瑞陽寫的;第二,在我的記憶中,我就沒有任過團地委的書記,以后也沒有人向我提過此事,請你們帶此文獻去找李瑞陽等有關人考證。
注:馮景翼系子長縣馮家辛莊人
(1986年10月29日于馮景翼家中,本人回憶,劉子發、
蘇光生整理。卷存中共綏德縣委黨史研究室)
問:你何時入團?何時轉黨?什么人介紹?
答:1925年5、6月在四師入團,介紹人是同班學生馬瑞昌。1925年擔任團地委書記。1925年下半年轉黨。
問:在你任職期間曾搞過什么活動?
答:就是1926年1月16日《習棣方書記馮景翼給曾延的信》中所寫的情況。另外就是在遇集時搞宣傳,利用星期天去鄉下搞宣傳。
問:1925年綏德有多少黨員?有些誰?你轉黨后參加過黨的會議沒有?負責人是誰?
答:當時有好多黨員,具體數字我不清楚,我們與黨只發生縱的關系。當時黨、團已分開,大約是在1925年初分開,我們團組織不太了解黨組織的情況。我只記得黨員有李子洲、韓叔勛、王懋廷等人。
我轉黨后記得常在韓叔勛家開會,負責人記不清了。
問:田伯英1925年是否黨員或黨的負責人?
答;1925年田已是黨員,并是黨的負責人。
問;李子洲既然是黨的負責人,為什么常不出面參加公開活動?
答:因為李子洲是校長,形勢不允許他公開活動,否則他就當不成校長了。
馮又新(簽字)
1988年8月19日
(1988年8月l9日與馮又新的談話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