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三年暑期，聽說綏德開辦“省立第四師范”（以下簡稱四師）。先招收學生兩班，共一百二十名，我即遂時考入了四師讀書。校長高竹軒是一個庸懦無能的腐儒，米脂高憲斌任學監（即以后的教務主任），校長本家高之傅任舍監（以后的訓育主任）。學校開學后，我們同學，每天每周，只是埋頭閱讀，不問其他，也就是“兩耳不聞校外事，一心只讀課堂書”了。二四年農歷三、四月間，學校領導計劃率領學生旅行米脂，乃令學生各縫一套黑色新制服，家庭貧寒無力措辦者，都向學校要求發給或另想補助辦法，校方不允，隨引起了罷課學潮。時經六、七日的爭執，終于由自己縫了制服，完成那次旅行之舉。

暑期后來校，學校完全大換班，李子洲就任了四師校長，楊明軒任教務課教務主任，常漢三任訓育主任，所有教師，一部分為共進社的社員（該社為北京各大學思想進步的學生所組織，其宗旨為反對割據陜西的軍閥劉鎮華和吳心田，并揭露一些社會上不良制度與風俗或介紹新時代的優良風尚，所出刊物名“共進”，其活動力很強，陜北王井岳秀曾告訴人說：“他不怕大共，最怕小共”，該社的社員，以后大部分轉為共產黨員了）。另外，又向外省聘請思想進步的?？平處煍等?，同學們對教師最敬愛的是王懋庭[廷]同志，他首先給我們選講了《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和很多有關新時代知識的課程，課外不時和同學們談話接觸，給同學們介紹閱讀《中國青年》、《政治生活》和《向導》，并幫助各班學生，都各自成立了“各科學習討論會”。此外領導全校學生成立“講演會”、“辯論實習會”與“文娛演習會”等，最后指導學生成立了“四師學生會”，和榆中學生會取得了聯系。我們學生會，還出發過兩三次刊物，我和杜司 [嗣]堯同學負責編輯，其他同學擔任出版印刷等工作。黨組織在校內，這時都分別成立了黨、團的特支。直接由中央局和北方區委領導。四師團支的負責領導者，就是王懋庭[廷]同志。那時黨團為了保密，只用“大學”“中學”等字樣作代號。同志之間，只可發生縱的關系，不能發生橫的關系。

二五年三、四月問，孫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之后，學校舉行了一次盛大的追悼會，由各位教師講述了中山先生革命的[歷史]和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新三民主義革命的意義，鼓舞了同學們很大的革命精神與思想。接著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同學們除親到綏德各鄉村宣傳外，學生會還分頭派赴各縣宣傳“抵制日貨”和“打倒英日帝國主義”等活動，我和劉秉章（清澗人）同學，曾奉派到清澗城內去宣傳，聯絡大商家兼豪紳惠華亭和地方人士，開過一次市民大會。

當二五年秋冬之間，榆中鬧起了大學潮，經過好幾日罷課斗爭，終于在井岳秀控制之下，十八名優秀學生（全為黨團員），被學校開除離校。

二六年四師學生，已增加到七、八班（每年都招收一個補習班），人數達四五百名。所有學生和教職員們，口里講的，眼里看的，不是革命的語言和書報，便是反對統治階級的口號標語，其中百分之七、八十，都為黨、團員。其他少數，無論他們內心如何？而口號與行動，卻都要跟著我們一道來了。至暑假時，即為我們第一、二兩班同學畢業之期，這時畢業者，僅有八、九十名了。除個別派赴外處工作者（我奉派至宜川石團，作士兵教育工作），大部分都回了本縣，不是任校長或教員，便是教育局長。當二五年至二七年間，在黨組織領導和李子洲同志們活動下，共產黨員呼震東、田伯英先后就任了延安“省立第四中學”校長，在那里又發展了很多黨團員。

  （馮景翼又名馮又新， 1980年6月22日談陜北黨組織的初期活動）

二四年九、十月間，四師成立團的組織。它是一個支部，書記是王懋廷；發展的對象是學生；它受北方區委和上海中央局的雙重領導（因為王懋廷常寫信給“中央局”，因此，于上海也有關系）。

黨的組織二四年下半年就有了，因為當時李子洲聘請的教員大多是黨員，所以黨的組織一開學就有了。當時，是一個支部，誰為負責人我現在就記不清了。

孫中山逝世的消息傳來，四師召開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參加人除四師的師生教職工外，還有當地的部分農民、地方紳士，高小、平民學校、女校學生都參加了追悼大會，約有數千人。在追悼會上李子洲、王懋廷、楊明軒都先后講了話。講話的內容我記不清楚了。

五卅慘案發生后，六月里，四師學生在黨組織領導之下，紛紛到陜北各縣進行宣傳、募捐、聲援五卅慘案。綏德城內沒有召開過聲援大會，四師學生到外縣是召開過的，如米脂等縣。

李子洲、楊明軒、田伯英在四師時，除給學生授文化課外，還給學生講馬列書籍。他們號召學生看：《向導》《中國青年》《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淺說》，后來圖書館里也陳列了這類書籍。

                （馮又新于83年4月23日口述，整理于4月26日，原件存中共綏德縣委黨史研究室）

我叫馮又新，曾用名馮景翼。1923年，我考入陜西省立第四師范（即綏德四師）學校，學制三年，于1926年暑假畢業。1924年下半年，我在學校入團，在放寒假之前，去城內的二郎山開過一次團員大會，約有十幾人參加。1925年上半年，我由團轉黨，于放寒假時，黨支部搞組織的李瑞陽召集我們去城內南關開了一次會，會上指定我任書記，但未指明是什么組織的書記，會后我就回老家度假。

至于剛才看了1926年（公歷）1月17日團地委工作報告原文，并署名報告人是團地委書記馮景翼，我感到很驚奇。第一，原文的手字不是我的，有點象李瑞陽寫的；第二，在我的記憶中，我就沒有任過團地委的書記，以后也沒有人向我提過此事，請你們帶此文獻去找李瑞陽等有關人考證。

注：馮景翼系子長縣馮家辛莊人

            （1986年10月29日于馮景翼家中，本人回憶，劉子發、

                    蘇光生整理。卷存中共綏德縣委黨史研究室）

問：你何時入團？何時轉黨？什么人介紹？

答：1925年5、6月在四師入團，介紹人是同班學生馬瑞昌。1925年擔任團地委書記。1925年下半年轉黨。

問：在你任職期間曾搞過什么活動？

答：就是1926年1月16日《習棣方書記馮景翼給曾延的信》中所寫的情況。另外就是在遇集時搞宣傳，利用星期天去鄉下搞宣傳。

問：1925年綏德有多少黨員？有些誰？你轉黨后參加過黨的會議沒有？負責人是誰？

答：當時有好多黨員，具體數字我不清楚，我們與黨只發生縱的關系。當時黨、團已分開，大約是在1925年初分開，我們團組織不太了解黨組織的情況。我只記得黨員有李子洲、韓叔勛、王懋廷等人。

我轉黨后記得常在韓叔勛家開會，負責人記不清了。

問：田伯英1925年是否黨員或黨的負責人？

答；1925年田已是黨員，并是黨的負責人。

問；李子洲既然是黨的負責人，為什么常不出面參加公開活動？

答：因為李子洲是校長，形勢不允許他公開活動，否則他就當不成校長了。

馮又新（簽字）

1988年8月19日

(1988年8月l9日與馮又新的談話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