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與“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結束

作者 高  霞

    1975年，“文化大革命”運動進行到第九個年頭，經過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1975年初，“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的鄧小平復出，擔任了重要領導職務。雷厲風行的鄧小平上任后，立即從工交系統整頓入手，對國民經濟進行了全面整頓，整頓成效很快顯現，群眾對整頓熱情高漲。但隨著整頓的深入，勢必觸及到對“文化大革命”“左”傾錯誤的糾正，這是毛澤東所不愿看到的。因此，8月開始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工作由支持轉為批判，隨著對鄧小平的批判逐步升級，全面整頓被迫停止，最后演變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多年來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讓群眾早已喪失斗爭的熱情，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根本無法深入進行。1976年10月，中央政治局一舉粉碎“四人幫”，宣告了耗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徹底結束。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1975年8月，毛澤東對《水滸傳》的批判意見被“四人幫”利用，《人民日報》開始發表評《水滸傳》、批判“投降派”的文章，要求反修防修，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9月9日，榆林地委發出通知，要求組織廣大干部和群眾學習毛澤東指示，學習魯迅對《水滸傳》的評論。公社、廠礦舉辦工農理論骨干專題學習班，動員廣大工農兵理論骨干、專業理論工作者、廣大干部和群眾積極參加評論和討論。

隨著毛澤東指示的貫徹落實，黨中央對鄧小平的批判升級。12月23日至25日，榆林地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重點傳達經毛澤東審閱批準的文件《打招呼的講話要點》，文件指出“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總是要翻案”，“要向一些同志打個招呼，以免這些同志犯新的錯誤”。會議指出，清華大學黨委開展教育革命大辯論的經驗，以及對否定“文化大革命”、反對社會主義新生事物的右傾翻案風的批判，必然會影響全國。要求全區各縣縣委對中央指示文件的傳達和學習討論，自行掌握，逐步傳達。榆林地區的全面整頓隨著這次會議精神的傳達而被迫中斷，此后全區開展了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地委12月常委擴大會議之后，全區開展教育路線大辯論，響應清華大學的教育革命大辯論，號稱“用教育革命的成果回擊教育戰線的右傾翻案風”。通過大力宣傳貧下中農管理學校、開門辦學、學工學農等教育革命的成果，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1976年3月3日，榆林地、縣教育系統在榆林縣一中召開批判“三項指示為綱”、“反擊右傾翻案風”現場會。在運動的裹挾下又掀起了知青上山下鄉的高潮，通過宣傳府谷縣孤山公社房塔大隊革委會副主任、插隊女知青楊荷仙相繼拒絕推薦入學和招工機會鐵心務農的典型事跡，號召知青積極上山下鄉，同時大力做家長工作，使得這個時期又有大批知青下鄉插隊。3月10日，榆林縣委舉行大會，歡送720名應屆高、初中畢業生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扎根農村鬧革命。

在教育領域的帶動下，其他領域也開始批判鄧小平的“三項指示為綱”。2月，地區計委召開科技單位批判會，批判“三項指示為綱”，批判“專家治所”，用開門辦科研的成果“反擊右傾翻案風”。3月30日，地委、地革委會常委和各縣委、地區各部、委、辦、局負責人召開會議，要求把斗爭的矛頭對準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集中揭發批判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深入批判“三項指示為綱” ，堅決“反擊右傾翻案風”。為肯定“文化大革命”運動，當天《榆林報》還發表了一名地委常委、地革委會副主任寫的《文化大革命代表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署名文章。

4月初，“四人幫”將人民群眾自發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總理，反對“四人幫 ”倒行逆施的革命行動定性為 “四五天安門反革命事件”，進而在全國進行鎮壓，并將鄧小平認定為“天安門事件”的總后臺。4月7日，中共中央同時做出華國鋒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和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即“兩個決議”。4月9日，地委、榆林縣委和榆林城關鎮黨委聯合舉行了5千多人參加的“堅決擁護中共中央決議，憤怒聲討鄧小平罪行大會”，擁護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擁護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在集會講話時地委第一書記余明要求對“天安門事件”涉及的政治言論嚴加追查，堅決打擊。但他同時強調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不準串聯，不準成立任何形式的戰斗隊，要推動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和工業學大慶群眾運動。中央的“兩個決議”之后，全區掀起了批鄧高潮，全區12個縣的縣委常委舉行會議擁護“兩個決議”，明確提出對鄧小平的批判。

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發動以來的第十年，意義特殊，為紀念毛澤東發表“五.七指示”十周年，各縣大辦“五七”大學，開設農技、農機、水利、林果、畜牧、師范、衛生等專業。這些“五七”大學號稱“大學”，但實質就是農業科技知識短期培訓班。榆林地區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批判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新生事物的破壞，其實質是批判1975年全面整頓中對突擊入黨和突擊提干問題的處理，將這說成排擠年輕干部，并把解放和使用老干部稱作“請隱士”、“舉逸民”的復辟活動。

8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抓住要害，深入批鄧》的社論，號召人們將鄧小平提出的《論總綱》、《匯報提綱》、《條例》等“三株毒草”。8月底至9月初，相繼召開了地區革委會財貿工作會議和地區直屬機關黨委會議，批判《論總綱》、《匯報提綱》、《條例》等“三株毒草”。9月4日，地委召開批判“三株大毒草”大會，地區和榆林縣各單位5000多人參加，全區各縣城鄉有72萬人收聽大會有線廣播。這三個文件在全區從未公開發表過，通過對所謂“三株大毒草”的批判，反而使全區廣大干部和群眾了解了其中的內容，并普遍予以肯定。特別是《論總綱》，不少同志表示看不出它的反動性在哪里，有的同志甚至公開評論：《論總綱》“講的對著哩”。

榆林地區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與“文化大革命”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相比，雖然會議、報紙、廣播等場合和宣傳上緊跟上面的指示，但地委對這次運動消極應付，并未認真開展具體工作，“批鄧”在很多部門和單位流于形式，無法深入下去。但這次運動還是干擾和破壞了1975年整頓的成績，全區的生產秩序和工作秩序剛有好轉又被打亂。受運動影響，全區財政收入減少，支出反而增加，尤其是行政開支大幅增加。至1975年5月，全區行政開支平均占年計劃的43.5%，全區有一半的縣開支占到年計劃的45%到55%以上。

經過1975年的全面整頓，廣大群眾對整頓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對“文化大革命”的懷疑和抵觸情緒迅速發展。人民群眾通過涂改墻頭標語“翻案不得人心”，刮掉“不”字，變成“翻案得人心”；“回擊右傾翻案風”，“回”字被改成“目”字，變成“目擊右傾翻案風”等，表達對“四人幫”倒行逆施的不滿情緒。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地委雖然在輿論上大力宣傳社會主義新生事物，但主要精力放在“全黨動員，大辦農業，為普及大寨縣而奮斗”上，領導全區各級干部和群眾實行“三同”，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大力發展工農業生產。

慶祝粉碎“四人幫”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主席逝世，全國人民沉浸在極其沉痛的悼念中。9日下午，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后，全區人民都沉浸在極度悲痛之中，各級黨組織都舉行了沉痛的悼念活動。

9月18日，首都百萬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追悼大會的同時，榆林地區暨榆林縣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榆林縣城2萬多名群眾聚集在縣體育場，收聽首都追悼毛澤東大會的實況廣播。地委第一書記、地區革委主任余明致悼詞。全區各縣都舉行追悼大會，廣大軍民收聽首都追悼大會實況廣播，同時肅立默哀，向偉大領袖毛澤東表示深切哀悼。

毛澤東逝世后，“四人幫”加緊了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1976年10月6日，中央政治局采取斷然措施，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實行隔離審查，一舉粉碎了“四人幫”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結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內亂。

10月20日，榆林地委常委、軍分區黨委常委傳達了華國鋒在中央政治局召開的打招呼會上的講話，地委常委熱烈討論，擁護中央粉碎“四人幫”的行動，擁護華國鋒任中央主席。當日下午，地委將此消息向地委、地革委機關部局長和地委、地革委、軍分區機關全體黨員干部，及榆林縣委常委和榆林縣部局長進行了傳達，當大家聽到粉碎“四人幫”的消息時，全場出現長時間熱烈的掌聲。當晚，地直單位和榆林縣級單位就將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傳達到全體黨員。

榆林地委將中央粉碎“四人幫”的文件向廣大黨員、干部和群眾傳達后，全區上下迅速展開熱烈慶?；顒?。10月22日，榆林15000多軍民熱烈歡慶粉碎“四人幫”，大街小巷到處貼滿了“熱烈慶祝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熱烈慶祝粉碎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的偉大勝利”等大幅標語。10月24日下午3時，人們聚集在廣播喇叭下，收聽首都百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隆重集會慶祝偉大勝利的實況廣播。全區12縣城鄉普遍組織收聽了首都慶祝大會實況廣播，達到歡慶粉碎“四人幫”的高潮。

11月1日，地區直屬機關召開干部職工大會，聲討“四人幫”罪行。要求各單位黨組織都要充分發動群眾，采取開批判會、聲討會、寫批判文章、辦批判專欄等多種形式，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徹底揭露“四人幫”的罪行，全區上下掀起了揭發批判“四人幫”反黨集團的序幕。

“四人幫”的覆滅，標志著“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徹底結束。經過1977、1978兩年的“徘徊期”后，中國共產帶帶領著榆林人民徹底走出了“文化大革命”運動帶來的陰霾，走進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