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高霞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于上世紀50年代中期，最初與運動無關，僅是國家解決城市青年就業問題的一種道路探索，知青滿懷激情，為提高我國農業生產現代化水平，自愿走向農村，規模和影響力有限；60年代初，受三年自然災害影響，城鎮容納人口能力嚴重削弱，各級組織不得不大力動員城鎮居民和無法就業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安置，知識青年到農村的數量顯著增加，榆林地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就是從這一時期興起；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所有學?！巴Ｕn鬧革命”，正常升學秩序打亂。到1968年，經過“斗批改”實現“天下大治”，要求學生“復課鬧革命”后，積壓了66、67、68三屆初高中畢業生。大學不招生、工廠不招工，新成立的各級革命委員會只能動員“老三屆”城鎮學生“面向農村”，到農村插隊落戶。1968年12月，毛澤東“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一經發布，立即引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狂潮，所有初高中畢業生“一刀切”，全部被強制動員下鄉插隊。為配合政治運動的需要，“文革”期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意義一再被拔高，但運動本身存在重重矛盾，衰落必然是其無法避免的命運；“文化大革命”運動結束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不斷調整，范圍和規模不斷縮??；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沖破“兩個凡是”的束縛，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從實際出發，逐步停止知識青年下鄉，并廣開就業門路，解決返城知青安置問題；至1982年2月榆林地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撤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一深深改變一代青年命運的重大事件逐漸湮沒于歷史的塵埃。從1961年開始至1981年停止辦理下鄉手續，榆林地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前后持續20年，累計約2.3萬名知識青年下鄉插隊。

一、前奏——榆林地區知識青年下鄉上山的興起

50年代作為中國知青上山下鄉的初始階段，榆林地區只是由各級團組織動員不能升學的農村籍初高中畢業生回鄉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從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榆林地區教育事業發展快速，至1960年初，高中學生人數達到3萬多人的歷史高峰。一方面中學生人數大增，另一方面至60年代初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失誤造成的后果顯現，使生產建設和人民生活出現了嚴重困難，大量知識青年面臨畢業后在城市無法就業的局面。

1960年10月，根據省委“擠出一切可能擠出的勞力，加強農業戰線，對于今年新招的初中一年級16周歲以上的超齡學生應抽調回來，說服教育他們回到農業戰線，參加農業生產”的指示精神，榆林地區各級團組織在青年中進行了“以農業為基礎和發揚延安作風”的教育，號召農村戶籍的初中高中畢業生升學、回鄉兩手準備，學校與社會動員超齡學生自愿回鄉參加農業勞動。至1962年5月，榆林地區回鄉知識青年3萬多名，有8000多名被群眾推選為生產隊長、隊會計等基層干部，其中1400多名因為在生產、工作中作出了顯著成績，得到了縣、公社、生產隊的表揚和獎勵。在缺乏知識分子的農村，回鄉知青幾乎承攬了農村需要一定文化水平擔任的所有工作，成為農村干部的重要后備力量。

60年代初榆林地區大量精簡城鎮人口。1961年全區核實吃商品糧人口108349人，計劃減少城鎮人口25370人，壓縮學生1443人。以干部為例，1961年全區干部總數16300人，至1962年精簡后只有845人，隨著大批城鎮戶籍的干部和工人回鄉，其子女也隨著回到農村，80年代初知青返城安排工作落實知青政策時，當初隨父母回鄉的初高中畢業生也按知青對待。這批回鄉人員安置主要由基層自行解決。用大隊和生產隊機動糧給每個回鄉職工、知識青年補助口糧。需要的口糧一部分由生產大隊在機動糧內解決，隊里存糧少的由公社暫借一部分，副食發動親鄰湊借解決。給他們下撥和一般社員同等數量的自留地。對部分缺乏住處的回鄉人員，也由隊里幫助調劑窯房。例如，綏德縣賀家溝生產大隊，對住處有困難的4戶回鄉人員，通過私建公助、補助糧款的辦法，新建4孔窯洞。

1962年7月，地委按自愿原則，安置榆林、米脂、綏德等縣1200名城鎮青年學生、精簡下來的職工和城鎮閑散勞動力到魚河、牛家梁、馬合、黨岔、榆林南郊等5個國營農場參加勞動。這是榆林地區第一批下鄉上山的城鎮知識青年，組織安置工作由學校、農場、農業部門共同負責，生產工具、住宿和生活由農場安排解決?？诩Z每人每月36斤，除帶原供標準外，不足部分國家補助，工資平均每人每月25元，采取評工記分、按勞取酬的辦法發放。

1963年2月，地委《關于做好當前城鎮幾項工作的通知》中，要求各縣委“對減下來的非農業人口和不能升學就業的青年學生，應有計劃的組織動員他們下鄉上山，參加現有的國營農場、林場、牧場的生產，或者安置到地多人少的生產隊中去”。1964年5月，省委、省人民委員會批轉了省安置城市下鄉青年領導小組《關于安置城市下鄉青年工作意見的報告》，根據文件要求，1964年8月成立榆林專區城市知識青年安置工作領導小組，安置任務較大的神木、府谷、榆林、靖邊、定邊、綏德等縣也成立了相應機構。將城市知識青年到生產隊插隊作為安置工作的重點，動員地區和安置地區，要求做到兩頭掛鉤、兩頭落實、兩頭負責到底。動員地區對生活困難問題予以適當補助，并且配備帶隊干部，協助安置地區做好鞏固工作；安置地區要做到住房、吃飯、自留地、炊具、工具、幫助做飯的人、帶領生產的人“七落實”。安置經費要?？顚Ｓ?，主要應用于解決修建住房、旅運費、小農具購置和生活補助，開支標準小城鎮和投親靠友的少一些。1963年底至1965年兩年全區共安置了城市知識青年、復轉軍人和閑散勞力1141人，其中插隊落戶365人，安置在國營農林牧場168人，水保師186人，水土保持專業隊430人。安置人員發揚大寨精神，勤儉創業，自己動手修造房舍，修理農具，解決生產生活困難。1965年全區計劃安置城市知識青年1460人，動員城市知識青年下鄉上山參加防沙造林、水土保持工作。要求專、縣計劃部門要做好長遠規劃，安置大批城市知識青年和閑散勞力就業。

“文革”前榆林地區城鎮知青下鄉上山堅持自愿原則，主要安置

在國營農場和各專業隊，勞動報酬按農業工人對待；在農村生產隊插隊比例小，多是家庭成戶插隊，問題也少。隨著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不少知青要求返城，知青下鄉上山一度中斷。

二、高潮——“文革”期間榆林地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從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發到1976年10月十年“文革”結束，在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一度沉寂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再度興起，與當時“左”的政策相結合，較之前發生了質的變化，它伴隨著“文化大革命”的興衰起落，帶有鮮明的政治運動色彩。受政治、經濟等因素的影響，期間興起兩次上山下鄉運動高潮。

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第一次高潮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學校中的學生會、共青團和少先隊等組織均被“紅衛兵”組織所取代，“停課鬧革命”，學生會分派、教師分類，搞批判和“革命大串聯”。1967年10月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文要求“復課鬧革命”，由于各大專院校停止招生，升學無望，而招工、參軍的機會也很稀少，全區城鎮戶口的“老三屆”初、高中畢業生的去向成了問題。地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安置工作從1968年8月開始，12月形成高潮。

1968年陜西省革委會轉發《西安市革委會<關于組織、動員中學畢業生上山下鄉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指示>》，地區革委會專題討論畢業生分配和安置工作。8月，成立專區革委會生產組招生分配領導小組，各中學革委會也相繼建立了由工宣隊領導、校革委會師生代表組成的畢業生分配安置工作小組。9月復課以來，以班級為基礎辦起了畢業生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動員學生到農村。分配安置按“四個面向”方針和省、專革委會指示精神，重點面向農村。為了減少動員下鄉阻力，做好面向農村的安置工作，地區革委會發文要求工廠不得招工，廠礦招收的66、67、68級高、初中畢業生一律無效，并由招收單位負責迅速介紹回原學校，徹底堵死招工這條路。經過60年代初動員農村戶籍的知識青年大批返鄉參加勞動，“文革”期間農村戶籍的知識青年返鄉已經成為理所當然的事情，9月底已完成農村畢業生返回原籍社隊落戶的任務。1958年我國開始實行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用法律的形式確立了城鄉社會利益格局，大躍進失敗后，國家開始實行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在城鄉二元戶籍制度與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之下，城市和農村有著截然不同的生活條件，動員城鎮戶籍的畢業生回農村落戶，難度很大。農村戶籍學生返鄉后，剩下的重點就是動員城鎮戶籍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在城鎮知青下鄉上山的動員上，各縣普遍注意發揮骨干學生的帶動作用。9月23日，綏德高中66級、67級畢業生在駐校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校革委會的領導下，通過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縣革委會副主任、校革委會主任許國慶和校革委會副主任王治德、馬林生帶頭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10月，榆林縣號召學校革委會學生委員、紅衛兵和群眾組織的負責人、干部子弟以身作則，帶頭下鄉上山。11月，定邊中學高中畢業生、紅衛兵頭頭、校革委會主任、縣革委會副主任薛肖波成為該縣第一個報名到山區落戶的知青。在骨干學生的帶頭示范下， 11月30日，榆林中學、榆林縣一中、鎮川中學280名城鎮高、初中畢業生到定邊、靖邊縣農村插隊落戶，成為城市首批上山下鄉的高、初中畢業生。榆林專、縣革委會舉行了歡送大會，榆林軍分區政委、榆林專區革委會副主任崔孝堂代表專、縣革委會和軍分區講了話。

真正引發榆林地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狂潮的是1968年12月21日毛澤東發出的著名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該指示一經廣播，榆林城鄉立即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宣傳動員工作，迅速把上山下鄉運動的浪潮推到了頂峰。

當晚，全區許多縣的革委會和工礦企業、機關學校、農村社隊等基層革委會，連夜召開緊急會議，學習討論指示。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聽到指示，立即組織進駐學校，給師生、職工連夜學習宣傳指示，甚至連夜到未到校學生家里宣傳。22日，省革委會發出《關于廣泛宣傳、深入學習、堅決執行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通知》，當日，榆林專、縣革委會召開群眾大會，慶祝毛澤東指示的發表，號召全區軍民用辦學習班的形式“迅速掀起一個大學習、大宣傳、大動員、大落實毛澤東最新指示的群眾運動。各地農村同志要熱烈歡迎他們到農村來。對已經下到農村的知識青年、城鎮居民，各縣社、隊革委會和廣大貧下中農要認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保證毛澤東指示很好地貫徹落實?！?/span>

有了“最高指示”這把尚方寶劍，動員工作成效顯著。不僅是“老三屆”學生，就連原暫緩分配的68級初中畢業生也要求立即動員，在12月前返鄉參加農業生產。家住城鎮的一律動員他們在本縣農村插隊落戶，分配安置工作要求在1969年1月上旬結束。同時大力動員城鎮居民同子女一起到農村插隊落戶。為了保證動員對象按時插隊，全區各級革委會舉辦各種類型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教育知青堅決服從黨和國家分配。

“文革”初期，知青上山下鄉工作由專區革委會生產組招生分配領導小組負責，1969年春由革委會政工組下設的下放分配組具體管理。這個時期知青上山下鄉工作，由于受極左思潮的影響，在政策上搞一刀切，不分城市或集鎮，不分知青本人條件和家庭狀況，靠政治運動和行政手段“一鍋端”，凡是中學畢業生，一律被下放到農村。各縣知青以到本縣農村生產隊插隊為主，部分原籍在農村的回鄉插隊，也有個別投親插隊，有少量知青到農牧場和農建師插場。榆林、綏德、米脂等城鎮知識青年人數多，本地安排有困難的縣，部分知青被安排到定邊、靖邊等地廣人稀的縣插隊。1968年12月起至1970年8月，全區插隊的初高中畢業生和外地來榆林插隊的知識青年共達1.6萬名，下放地點遍及全區。至1972年9月，榆林縣去外縣插隊553人，綏德去外縣43人，米脂41人。全區去農牧場插隊的知青，定邊107人，榆林79人，清澗4人。全區去農建師插隊的更少，只有榆林去農建師5人，橫山去農建師3人。

“老三屆”下鄉插隊的同時，榆林地區也在大力精簡城市人口到農村落戶。大量城市人口涌到農村，造成安置嚴重困難。因此對“老三屆”學生只能強調“越是困難的地方越是要去”，將一些知青下放到偏僻落后的地區，生產、生活、學習條件很差，吃菜用煤都很困難。集體安置有困難的地方，大量知青被分散安置。1969年開始下鄉插隊的畢業生年齡普遍比較小，16周歲以上者由縣上統一分配下鄉插隊，16周歲以下者，插隊有困難緩下一年，和下屆畢業生一起分配，強調應插隊無故不插隊逗留城市知青不能作為招工對象。安置原則上堅持集體插隊精神，不分散安排，生產隊選擇上選人少地多產量比較穩定，比較富裕的生產隊。榆林縣以校定社，按組集體插隊，每組一般5-7人，下鄉后社、隊一般不得將編好的小組拆散。教師帶隊，協助社隊搞好安置和鞏固工作、落實好接收工作，盡量安排集體住宿。

知青插隊后的管理教育工作由插隊所在地社隊負責。1970年下發了毛澤東批示“照辦”的《中共中央轉發〈國家計委軍代表關于進一步做好知識青年下鄉工作的報告〉》要求在知青管理上各社（鎮）革委會負責人要直接抓，各社、大隊在黨委（支部）和革委會的領導下，盡快建立由干部、貧下中農、下放干部和知識青年代表參加的三結合“再教育小組”，生產隊落實“三員”（政治指導員、生產輔導員、生活管理員），做到政治上有人抓，生產上有人教，生活上有人管。但直至1973年，許多地方“三員”尚未落實。

文革前期的知青上山下鄉工作缺乏規劃，重動員下鄉，下鄉之后的安置工作制度不完善，一度處于混亂狀態，出現很多問題。最突出的問題集中在安置經費管理不規范，一直存在隨便挪用，克扣、揮霍浪費甚至貪污現象。

知青下鄉插隊安置經費標準：根據1968年12月，省、專在寶雞、定邊召開的“中學畢業生分配安置工作座談會”精神，每位落戶青年保證給接收生產隊下撥安置經費240元，跨縣安置除省上留2.5元，動員縣掌握20元外，只有227.5元。后期提高安置標準：知青單身插隊的平均每人250元，投親插隊平均每人120元，成戶插隊平均每人150元，久居城鎮回原籍平均每人50元。在上述標準內，由動員地區掌握20元，主要開支宣傳動員費、交通運輸費，安置地區分別掌握230、100、130元，主要開支建房補助費（包括房屋修繕費）120元、生活補助費75-85元、小農具和灶具費20-35元。生活補助費每月7-8元，在10個月內逐月付給下鄉知青。下鄉知青已婚者有子女者，其子女按所在隊社員同等分配。知青口糧，每人每月按成品糧44斤標準，從下鄉之日起供應到第二年秋糧分配時為止。食油按干部、居民標準供應，單身知青每人補助布票16尺，棉花2斤。

地區革委會于1972年4月召開安置工作會議，對下鄉人員安置經費的管理使用情況進行了一次全面清理。清理發現1968年下鄉的這一批問題最多。由于新工作，政策落實不夠扎實，安置經費用于住房、生產、生活上面沒有具體標準，導致各縣都不同程度存在著貪污盜竊、侵占挪用、胡支亂花、揮霍浪費、發給本人、多報冒領、手續不完善、經費不立賬、開支無單據等現象。全區發現貪污經費的案件5起，金額達530元，挪用235起，金額151791元，僅定邊縣就挪用經費126起，金額10927元。榆林縣曾修建居民點一處，窯52孔，挪用安置經費85000余元，超過了開支標準6倍多。據府谷、靖邊兩縣的初步調查，將經費發給本人的37人，金額5651元，有些生產大隊安置經費不單獨立賬，有的還納入集體收入分配社員，有的生產隊安置經費賬目混亂，無法查賬，群眾形容：“帳是片片子，單據是卷卷子，卷起是一捆子，放開是一攤子，亂得沒樣子，查賬沒法子”。

知青經費不能全部使用在知青身上，知青中存在的一些實際困難長期得不到解決，影響知青在農村安心生產。知青住房安置問題突出。知青住宿沒有解決或解決不理想，1968年以來我區下撥建房補助費近100萬元，而給知青修的房（窯）能住的只有20%左右，大部分建房補助費被挪用。致使不少下鄉知青住房困難，長期安不下心來。

知青收入分配也是一項突出問題。將一些知青下放到偏僻落后的地區，生產、生活、學習條件很差，吃菜用煤都很困難。國家停止供應后，多數知青生活不能自給。有的隊知青工分壓得低，不能同工同酬，生活不能自給。許多知青長期依靠家庭補貼，多子女下鄉的家庭負擔更重，知青和家長都有意見。

在安全問題上，知青被盜竊、奸污、安全事故也開始出現，甚至有個別知青走上犯罪道路。至1973年10月，榆林地區下鄉知青共8000多人，留農村2940多人，榆林地區因為連年遭災，生活不能自給的達到80%以上，沒有給下鄉知青建房的62%，不少知青長期借住社員的房子，有的住生產隊的辦公室、飼養室、寺廟，甚至住在停柩的祠堂，嚴重的疾病治療問題也難解決，培養更是無人過問。

70年起廠礦開始在初中畢業生中直接招工，也有少量學生升入高中。以榆林縣為例，1970年的應屆初中畢業生吃商品供應糧的支工10%，選送高中4%，其余在本縣農村插隊落戶，家在農村的回本生產隊參加勞動。任何單位、個人未經縣革委會批準，不得私自在應屆畢業生中招臨時工、徒工或安排小工，否則以破壞知青上山下鄉論處。1971年，部分大專院?；謴驼猩?，采用推薦選拔的辦法從工廠、農村和部隊招收具有兩年以上實踐經驗的所謂工農兵學員入校，極少部分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有了上大學的機會。1971年6月，榆林地區35名工農兵學員在突出政治，實行群眾路線的辦法進入北京農業大學學習。 1972年，陜西省內各高等院校開始進行第一批工農兵學員的招生工作。招生辦法是：自愿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復審。5月，陜西省第一批7000余名工農兵學員進入西北工業大學、西交大、西北大等14所高等院校學習。1973年6月，高等院校在我區招生工作開始進行，選撥具有2年以上實踐經驗，有相對初中畢業以上實際文化程度，年齡20歲左右的優秀工人、農民、解放軍戰士、青年干部和下鄉回鄉知識青年入學。

至1972年9月全區動員知青下鄉6936人，在本地插隊5910人，招工3043人，升學175人，參軍148人，做代教、行政積極分子等臨時工作490人。靖邊、定邊、神木、府谷、米脂、吳堡超過半數被招工，尤其是府谷縣工業發展迅速，知青大量招工68年至72年共插隊184人，招工140人。培養典型不扎實，每次招工，好的送走了，差的留下了，有的知青思想波動大，有為招工而自殺。隨著知青招工、招干、參軍、推薦上學等出路的開始，走后門問題越演越烈。至1972年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熱情也降至冰點。動員下鄉的難度增加，滯留城市的知青相應增多。

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再度興起

1971年，由于基本建設規模過大，超過了財力、物力所能承受的能力，導致了所謂的“三個突破”，1972年至1973年，國務院采取各種措施調整國民經濟，下決心解決“三個突破”問題，決定1973年不再招收新職工。城鎮不能升學的初高中生國家不包分配，出路只能面向農村。但當時動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已經不像動員“老三屆”畢業生那樣好做了。1973年，毛澤東給知青家長李慶霖復信后，國務院召開全國知青工作會議，統籌解決知識青年問題。8月22日至9月5日省委召開了全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落實毛澤東“復信”精神。9月19日，省委轉發省革委會《關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若干問題的規定（草案）》和《1973年到1980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規劃（草案）》加強了知青工作的領導，1968年以來大批知青上山下鄉中暴露出來的問題引起了各級領導的重視，榆林地區和各縣都普遍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召開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統籌解決存在的一些實際問題，并將知青上山下鄉的意義提升到一個新高度，城鎮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再度興起。

根據省委文件要求，1974年1月將下放分配組撤銷，成立中共榆林地委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領導小組組長由地委副書記雷高藝擔任，主任先后由喬公瑾（1974.1-1974.4）、杜存岐（1974.4-1981.12）擔任，副主任由黨雅茹（女，1974.4-1981.8）擔任。當時，地委設辦公室、組織部、宣傳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辦公室等4個工作部門。由此可見，此時知青上山下鄉工作較之前確實很受重視。同時，縣以上黨委都建立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小組和辦事機構，并且領導機構都有女同志參加。

走后門不正之風得到了一定的糾正。中央要求，領導干部走后門要主動檢查，堅決糾正。對群眾揭發走后門情況調查落實，進行糾正。地委要求凡1972年5月走后門進來的人員，要一律退回去。處理了一批破壞知青上山下鄉的案件，處理了奸污迫害知青的壞人，使知青安全有所保障。

改進了插隊方式，下鄉知青除有條件回老家外，要以集體插隊為主，每個知青點不能少于5人，堅持辦好集體灶。有條件的縣、社、隊要積極創辦集體所有制的農林場、隊。有接收下鄉知青的社隊要準備好住房、口糧、蔬菜、農灶具和所需物品，縣上要派人幫助接收社隊做好安置準備工作，并檢查落實。一般采取適當集中、建立知青點的辦法，對招工后一些地方下鄉青年過于分散和一些產量過低，生活長期不能自給的適當調整集中，安置在自然條件較好、交通方便、經濟收入較大的川水地區。也有的采取以下鄉知青為主、有帶隊干部和部分貧下中農參加，在人民公社建立集體所有的青年隊或集體農林場。這些方式比較適合青年特點，也便于保護知青。綏德1974年建立知青獨立核算生產隊，帶隊干部與知青同吃同住同勞動。

關心知青實際生活困窘問題。從1973年起，提高安置經費標準，平均每人補助500元（跨縣插隊、回老家落戶和到集體所有制場（隊）每人補助510元，在本縣插隊，每人補助490元，到生產建設兵團和國營農場的每人補助400元），知青參與生產隊分配前口吃糧供應仍執行原有標準，停止供糧后實際吃糧不得低于當地單身勞力?？诩Z不足400斤者，有國家統銷糧中作補助。在分配政策上要求男女同工同酬，適當提高知青工分評定。1976年8月地區革委會發文，對參加生產隊分配的下鄉知青的口糧做出規定：從1976年秋起，每個下鄉知青一律按所在生產隊一個半成人的基本口糧分配，若連同本人工分所得糧食（不包括自留地收入）仍不足500斤原糧者，由國家統銷糧中補足，每個下鄉知青按一個半成人分配口糧超過500斤者，應分多少給多少，生產隊不得扣減。

要抓知青的學習，堅持一月三日的學習制度，要給知青提供必要的學習材料，要給他們訂報紙和圖書室，經常組織他們結合農村三大革命斗爭的實際，認真看書學習，進行路線教育，要通過各種形式，如辦夜校、技術訓練班等，組織他們學習政治、學文化、學技術。

要搞好知青的黨團建設，要本著積極慎重的方針，把具備入黨條件的知青及時吸收到黨內來，老較快地在知青中發展團員，要落實黨的“注意成分，凡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的政策，正確對待“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要歧視他們。

至1974年底，全區共修房1594間，石窯洞937孔， 60%以上的在鄉知識青年住上了新房子，神木縣98%以上的知青都有房子住。1976年7月省委知青調查組來榆林調查，地委對調查工作很重視，7月底結束調查工作。在農村7538人，還有3988人沒有住上自己的窯房。知青住房困難問題依然存在。

正是由于以上一系列政策的調整，改變了以往只是一味強調知青下鄉，而忽略了他們下鄉后的實際困難，的確解決了不少知青在住房、管理、經費、學習，安全保護等方面的問題。

“批林批孔”期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作為“文革”以來最具典型的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再掀高潮，由各級領導干部帶頭送子女務農。神木縣委書記兒子帶頭插隊，定邊縣常委以上領導子女中學畢業后全部上山下鄉。僅1974年春，全區就有2280多名應屆高、初中畢業生到農村插隊落戶。

1974年6月12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湖南省株洲市廠社掛鉤，集體安置知青到社隊農林茶場的經驗，并寫了短評。地委派人到株洲市參觀學習。9月底，中共榆林地委召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傳達學習湖南株洲市“廠社掛鉤，集體安置知識青年到社、隊、農林茶廠”的安置知識青年工作經驗，研究學習推廣株洲經驗的意見和辦法。地委知青辦協同榆林縣開展試點工作，要求各縣都要有自己的試點。主要以集體插隊的形式對口安置到社隊。有條件辦農林場的社、隊，也可以集體安置到社隊農林場，要求試點必須堅持“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戶口在隊，勞動在場”的原則，參加基本核算單位分配，不要搞平調。

在地委知青上山下鄉領導小組的統一領導下，地區各大系統成立安置下鄉知青領導小組，各系統分工一名負責同志擔任組長，指定2-3名一般干部具體兼管知青上山下鄉安置工作。學校和有關單位緊密配合，共同做好動員安置工作，教育部門統計好每年學生畢業人數，按系統對口規劃好下鄉知青數。按單位大小學生多少按系統安置到一個公社幾個大隊或幾個公社。按單位對口安置下鄉知青的社隊就是各單位的支農點。采取“四包”、“四對口”的辦法進行動員?！八陌笔牵簩W校包學生、機關包干部，工廠包職工，街道包居民?！八膶凇笔牵褐鄬谙??？梢园锤改腹ぷ鲉挝唬ɑ驊鹁€）下放到社隊安家落戶。社會青年可以隨父母也可以隨兄弟姐妹所在單位下，由教育部門和系統負責動員安置；帶隊干部對口派，按系統選派帶隊干部，到農村后和下鄉知青堅持四同；管理教育對口，知青下鄉后的管理教育工作，除社隊、干部、貧下中農，單位、帶隊干部家長抓，領導同志親自抓；支援農業對口幫。各行各業積極支持農村社隊。榆林縣1975年知青下放工作在縣委的統一領導下劃分了系統，對口了掛鉤社隊，制定出廠社掛鉤對口安置知識青年的規劃。大系統對口幾個公社，小系統對一個公社。實行廠社掛鉤時征求系統和掛鉤公社的意見，使掛鉤雙方滿意。掛鉤單位積極支農，調動城鄉積極性。各系統對本系統知青和插隊地發揮本系統長處積極幫扶，并且積極幫助社隊管理教育知青。1975年3月，省委批轉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小組《關于推廣湖南省株洲市實行廠社掛鉤，按系統動員，對口安置下鄉知識青年經驗的報告》，要求各地從1975年起因地制宜，逐步按照株洲經驗組織知青上山下鄉。1976年綏德、米脂、府谷、清澗、橫山5縣也開始用“株洲經驗”安置上山下鄉知青。通過推廣株洲經驗，集中安置的越來越多，對知青的學習和管理教育工作也加強了。

1975年7月28日至8月2日，榆林地區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積極分子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榆林召開，參加會議的代表559人。會議討論了中共榆林地委副書記雷高藝做的《堅持毛澤東革命路線，把知識青年山上下鄉這場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的報告。賈凱毅和杜良才（一等殘廢軍人，橫山縣石井大隊民兵連副指導員）做了報告。榆林縣喇嘛灘等3個生產大隊知識青年小組以及橫山縣石窯溝公社戴家墕大隊回鄉知識青年戴世道等11個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在大會上介紹了經驗。會議通過了《榆林地區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倡議書》，推選出參加省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的68名代表和8名列席代表。

1975年7-9月開始國家在知青中大量招工，知青上山下鄉開始進入低潮。在下鄉知青中大量招工招干對知青扎根農村影響很大。經過歷次招工、招干，大批知青離開。1975年全區下鄉2年以上的2761名知青，被招走2203人，約占80%。留下的知青中多數是因結婚或其他方面不夠條件的。例如府谷1975年招工將下鄉2年以上的知青（除已婚不合招工條件的）全部招完。在鄉的372人中1974年下鄉剛滿2年的101人，其中96人又被招副業工而離開農村。僅保留1975、1976年下去的276人。個別隊甚至“一鍋端”全被招工，培養的大隊支部副書記、會計、保管，全部被招副業工，嚴重影響這些隊領導班子建設。綏德縣白家鹼、崔家灣2個公社，100多名知青，招工后只留6人。知青插隊地對此頗為不滿，說知青是“飛鴿牌”，不是“永久牌”?！皟赡暌粷M，鋪蓋一卷”，不敢培養使用。

1976年7月省委學習調查組調查榆林地區“城鎮知識青年只插隊不安家”情況。調查顯示，榆林地區12個縣除吳堡、綏德、橫山3縣外，其余9個縣在縣城（包括集鎮）附近插隊的845名知青中有552人只在農村插隊，沒有安家。在生產隊勞動，吃住都在城中家里，子洲縣在城關附近安置222人，就有207人在家中吃住，榆林在縣城附近安置的150人中也有120人在家中吃住。群眾稱之為“生產隊的臨時戶”“臨時工”，將這種插隊形容為“樹栽在農村，根扎在城里”這種插隊形式在榆林流行，原因縣社領導圖省事，房子沒有建起來，沒地方住，家長和學生都有混2年回城的思想，不主動要求到生產隊居住。

三、潮落——調整政策逐步縮小和結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伴隨著“文化大革命”進行的這場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經歷10年起伏后，問題越來越多，粉碎“四人幫”以后，黨和國家又出現了徘徊不前的局面，使知青問題依然無法解決。榆林地區知青上山下鄉工作，基本上還是堅持“文革”期間的路線，繼續動員、鞏固知青在鄉工作。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沖破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突破禁區，探索新的出路，榆林地區知青上山下鄉逐步調整縮小范圍，直至1982年初在鄉知青全部轉回城市，知青上山下鄉宣告徹底結束。

隨著“文革”結束，知青上山下鄉動員難度加大，地委通過大力推廣“株洲經驗”和 “固關經驗”，不斷改善知青生活條件，減輕上山下鄉阻力。但隨著高考恢復和農村生產責任的實行，知青上山下鄉舉步維艱。

繼續推廣“株洲經驗”,具體做法是“廠社掛鉤、統一規劃、集體安置、戶口到隊、勞動在場”，這成為后幾年知青下鄉的主要形式。按系統動員，歸口安置，各歸口單位都比較重視，大部分系統先派人到對應的社隊聯系，提前準備好生活生產條件，抽調帶隊干部，知青點選好后統一下去。這樣家長放心，減輕了很多阻力。知青安置方式上，不再搞分散插隊，重點辦好獨立核算的知青場、隊和“三集中一分散”（在生產大隊集中住宿，集中吃飯集中學習，分散勞動）的知青點。

1977年9月，地委知青辦貫徹省知青安置教育工作現場會議精神，學習推廣隴縣固關公社經驗，各級黨委把知青工作列入黨委議事日程，一把手親自抓，主管領導具體抓，帶隊干部專門抓。要求貫徹同工同酬政策，規定男知青的工分不少于9分，女知青的工分不少于8分，知青每月3日學習都記工分，知青在集體灶做飯的誤工，亦由大隊全記或半記工分；知青口糧問題，所在大隊口糧達到500斤以上，按單個勞力口糧分配，所在大隊口糧達不到500斤的，不足部分由國庫供銷糧補足。各縣社都要按“統一規劃，集中建點”的要求，結合自己實際情況。并對口糧品種搭配做出明確規定：洋芋、紅薯等副食比例不能超過20%，細糧（不包括小米、黃米）不能少于30%。1977年榆林地區有2000多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1977年10月21日，全國各大媒體公布了恢復高考的消息，在知青群體中引起強烈反響，參加高考成為很多知青的愿望。1978年5月省知青辦發出通知，要求地方各級黨組織熱情支持知青復習應考，并為考生提供便利條件。高考的恢復使知青下鄉動員難度加大，特別是家長阻力大，大部分家長想讓孩子留城復習功課，各縣要求免下留城的人數增多。農村社隊也不想接收知青，認為知青復習功課多，參加勞動少，離隊人數多，沒有以往好管理，個別公社甚至專門寫報告要求不要分配知青。

1978年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召開前，要求各地對知青工作進行統計。4月，地委知青辦對知青上山下鄉情況做了一次全面統計：在農村實有插隊人數7523人，其中在知青點（集體戶）的有4479人，在集體場隊的有969人，科研站142人；1972年底以前下鄉350人，其中滿25周歲以上的未婚青年80人（男47人，女33人）；下鄉青年中擔任各種職務的人數1996人，其中民辦教師969人，赤腳醫生130人，拖拉機手43人，會計114人，保管員67人。

1979年是榆林地區知青工作的轉折年。1月，省委對上山下鄉政策做出調整，一般縣城和小集鎮的中學畢業生，在城鎮能安排就業的，可以不再動員上山下鄉。從1979年起，榆林地區除榆林、綏德縣少部分知青繼續下鄉外，其余10縣不再下鄉。政策的調整使城鎮就業安排難度陡然增大，神木縣甚至希望繼續安排下鄉以便過渡。

在鄉知青招工政策方面也做出調整：1979年1月，省委決定對1972年以前下鄉的知青，凡符合招工條件的全部予以招收，1973年下鄉知青也解決一部分，對于和農民結婚的男女知青，根據本人能力和實際情況就地解決，插隊過于分散的知青要適當集中。4月省委知青工作會議提出，招工要優先招收下鄉時間長的老知青。招工辦法按“早下早走”的原則推薦，表現好的同等條件優先。政策的調整，一度在知青中造成混亂。1979年榆林縣在鄉知青2400多人，1978年招工考試后，曾有80%的青年留城不回農村。

1980年3月5日地委決定將地委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小組辦公室改為榆林地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辦公室，歸行署領導。4月，省上又做了一次壓縮，把上山下鄉的中學畢業生減少到30%以下，并在形式上也把知青戶、糧關系隨本人遷轉到隊改變為知青在機關農副業基地參加勞動，戶、糧關系不變的做法。“戶糧關系不變，多留少下”的安置政策，出現部分知青長期逗留城市的情況。主要原因是：知青房屋被占用，生活困難得不到解決。一些地方劃分作業組后，實行了勞力包干到戶，知青的活路不好安排，特別是包干，生產隊不愿意要知青，不分配勞動，知青在隊里呆下去沒事干，有的社隊派知青回城包副業，當臨時工，或借口不好管理，干脆讓他們回城等待安排。這期間，榆林、綏德兩縣共下知青174人。5月，榆林專署決定，全區歷年到農村落戶的知識青年，凡未考學、招工者全部回城就業。

    1981年8月3日，在榆林召開全區知青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部分縣知青辦負責人和各縣知青辦會計，至此知青回城等收尾工作已全面鋪開，進展也比較快。至8月底，省上決定不再搞上山下鄉，榆林、綏德兩縣即于9月3日停止辦理知青下鄉手續。10月底，全區在鄉知青全部轉回城市，并于12月底安置就業。至1982年初，知青房屋、財產、經費等遺留問題均作妥善處理，榆林地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于1982年2月12日撤銷。

在明確允許知青全部回城后，面臨著很多具體問題：一是有些縣對知青工作不夠重視，主管領導對此項工作過問少，有的還回避矛盾，使一些本當能及時解決的問題得不到解決。有的縣知青辦撤消后，工作長期處于停滯狀態，有的雖已同勞動服務公司合并，但工作沒人管。有些是知青干部不安心，影響了知青工作的正常進行。二是知青回城的宣傳工作和思想教育做的不廣、不細，一些在鄉知青和家長對回城問題存在疑慮，擔心回城后沒人管，工作不好安排，所以思想上有抵觸，給回城工作帶來了困難。三是由于一些部門手續辦不出，致使一部分能轉回城的知青無法回去。四是不按上級精神辦事，一些地方知青經費不是?？顚Ｓ?，而是用于待業青年的修建房屋等。

     當時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是：一是保持知青機構的相對穩定。在知青工作未結束前，知青辦主任和會計不能輕易調離或抽出搞其他工作。知青辦與勞動服務公司或待業青年安置辦公室合并的，要保證知青辦干部首先在做好知青回城、收尾等工作的前提下，協助勞動服務公司做好知青回城待業安置工作。知青辦已經撤銷，干部已經調離，業務移交給計委的，計委要留一名原知青辦負責同志和會計等業務人員，把知青收尾工作搞結束；二是在做好政策宣傳、思想教育工作的基礎上，加快在鄉知青的回城速度。要做好單位、系統，特別是知青、家長的思想工作和調查摸底、審查工作，成熟一批回一批，不搞一刀切，知青回城后，知青辦應積極協助個系統和勞動部門做好安置工作。三是在搞好知青回城工作的同時，要認真做好經費清理、房屋移交、“三具”處理和已婚、病殘知青的安置工作。四是全區還有43名在落實政策中承認的知青，其中橫山18名，榆林9名，子洲7名，神木5名，米脂2名，靖邊、府谷各1名。這部分知青只要是根據中發〔1979〕43號文件精神承認的父母家居城鎮，并已轉回城的，應按回城待業知青對待；五是在鄉知青只要經接收城鎮區以上知青辦的批準，并開具回城證明，公安、糧食部門應給辦理戶、糧手續。因此，各縣公安、糧食部門應準予下鄉知青回城落戶，積極辦理戶、糧手續，使知青回城等收尾工作及早結束。

對于已婚老知青的安置：凡符合招工條件的，盡力優先安排，不符合招工條件的，凡與城鎮人口結婚的，轉回愛人所在城鎮，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與農民結婚的，在取得本人同意的情況下，視其家庭困難程度給以必要的資助，讓在農村安家落戶，或征得雙方同意，知青本人轉回城鎮安置。全區23名已婚知青中，18人轉回城做了安置，5人在農村安家落戶。

對于病殘知青的安置：凡半殘，尚有勞動能力的，回城安置力所能及的工作；因公致殘的，根據有關規定，移交民政部門管理；非因公致殘的，由安置地區和動員城市、家長共同協商，知青部門在經濟上給以必要的補助，戶口遷回城鎮，同父母一起生活。

關于知青遺留房屋及經費的處理：1968年以來，全區共修建知青窯（房）6273間（孔），除少數坍塌損毀的外，其余全部無代價移交安置地區的社隊，用作校舍和青少年活動場所或作他用；知青的農、灶、家具按規定變價處理，截止1981年12月底統計，除榆林縣的4個公社未處理外，全區共移交房（窯）6236間（孔），處理“三具”71046件，收回變價款75800多元。

“文革”以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人數有確切的統計數據，從1968年至1981年，全區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共計22853人，分別安置在212個公社，1412個大隊，2702個生產隊和知青農林場（隊）。據統計，知青中升學的1219人，參軍的1705人，當了工人的17134人，招干的431人（包括提拔公社以上領導12人），死亡24人，判刑6人，在農村安家落戶的5人，還有888人由于有病或其它原因批準返回原動員城市就業或待業。

1968年以來，上級給榆林地區共撥知青款1077萬多元，至1981年底共開支970多萬元，其中建房費211萬元，“三具”費97萬元，宣傳費20萬元，學習費15萬元，業務費33萬元，困難補助費18萬元，醫療費12萬元,生活費240萬元，扶持生產資金20萬元，其他費304萬多元（包括1968年到1972年城鎮人口下鄉費總開支），從1980年底到1981年底各縣財政結余款共上劃省55萬元，還結存52萬多元。截止1982年3月，全區在農村的知青，絕大多數已經安排了工作。

四、結束語

    回首歷史，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已過去30多年，今天寫這篇文章，就是為了使當代的人了解那段逝去的歲月，正確看待知識青年，正確看待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上山下鄉的幾十年間，我區涌現出像賈凱毅、劉光范、戴世道、楊合仙、李虎才、劉琛等一批知青典型，以及榆林縣城關鎮杏鄢知青小組，綏德縣白家鹼公社前吳家溝大隊知青點，靖邊縣東方紅公社伊當灣知青生產隊等成績顯著的先進集體。1968年來，先后受到省地、縣表彰獎勵的先進知青有2608人，先進集體351個，下鄉知青中入了黨的1790人，入了團的9754人，提拔公社以上領導干部的12人，擔任基層干部、會計、保管員、記分員、赤腳醫生、民辦教師、農技員的就更多了。

大批知青下鄉向農村傳播了文化知識，對我區農業建設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同時知識青年在農村經受的坎坷磨練與為國分憂所做出的奉獻，也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激勵新時代的年輕人正確看待歷史，正確面對人生坎坷，為新時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貢獻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