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高 霞

榆林地區的農業學大寨運動，興起于上世紀60年代中期，重點學習大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將“大寨精神”與我區農業生產實際結合起來，大搞水土保持建設，大力發展多種經營，培養了米脂高西溝等本地“大寨”典型，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農業學大寨運動，緊跟政治需要，由農業生產運動逐步異化為高度的政治運動，雖然在農田基本建設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整體而言弊端頗多。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原有的黨政各級領導不是被打倒，就是靠邊站，黨委和政府的工作機構陷于癱瘓，而造反派則忙于派性斗爭，學不學大寨，基本無人問津，全區糧食產量減產明顯。隨著社會混亂對工農業生產造成的損害逐步顯現以及戰備需要，從1969年起，國內“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氣氛有所加強，農業學大寨運動又被重新重視起來。1969年8月榆林專區革委會召開農業學大寨流動現場會。會議通過對榆林清澗、府谷等11縣和山西河曲縣曲峪大隊等6個農業學大寨先進社、隊的學習，掀起了一個以修建小型水利為中心的農田基建小高潮。同時，積極開展科學種田活動，大力推廣“三雜”良種，經過努力，至1969年全區糧食產量有所回升。

隨著地區革命委員會成立，榆林地區農業學大寨運動逐年升溫。1971年陜西省農業工作會議在榆林召開，至此農業學大寨運動開始變為全區經濟工作的重心。至“文化大革命”結束，期間掀起過兩次高潮：一次是1973年政治局委員陳永貴來榆林視察后，推廣昔陽縣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一、二、三”經驗，全區干部深入農村，與社員共同參加集體勞動，掀起第一次農業學大寨熱潮；一次是1975年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后，全區開展普及大寨縣運動，達到了農業學大寨運動的最高潮。

1971年冬，陜西省委農村工作會議在榆林召開。為貫徹省委農村工作會議精神，促進榆林地區農業生產發展，結束糧食供應長期外調的歷史，1971年12月23日至1972年1月6日，榆林地委召開了農村工作會議，會議期間省委第一書記李瑞山、省委書記胡煒、黃經耀、省委副書記吳桂賢接見了全體與會人員。就如何進一步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大打農業翻身仗做了具體部署。會議雖然認為資本主義傾向是全區農業學大寨運動的一個嚴重障礙，在農村要突出地批判資本主義傾向，但同時開展了“學大寨學什么”的大討論，糾正了不學根本，只學表面，并大隊，收自留地，改變核算單位等錯誤做法，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經驗，從實際出發，采用群眾歡迎的簡便易行的管理辦法。強調農業要全面發展，不要把政策允許的自留地、發展多種經營等當作資本主義傾向去批判，規定了有利于集體增產、個人增收、減輕農民負擔和使分配兌現的一些具體政策，受到廣大干部群眾的歡迎。

1973年10月初，政治局委員陳永貴在省委書記霍士廉的陪同下來榆林視察農業工作，陳永貴在講話中強調路線斗爭“你不抓他，他就抓你：抓住你要糧、要錢、要物資”。隨后在全區展開了對資本主義的大批判。根據陳永貴“干部不下去，農業上不去”的講話精神，榆林地委發出《關于學習吳堡縣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決定》，要求縣、社、隊干部每年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分別達到“一、二、三”，從根本上改變工作作風。同時，地委決定抽調100多名干部組成榆林地區農業學大寨第一線指揮部，由地委第一書記余明帶隊，將指揮部設在榆林縣魚河公社試點，指導全區的農業學大寨運動。11月，全區地、縣、社三級黨委都成立農業學大寨第一線指揮部，抽出2/3的干部共3100多人到農村包社包隊，深入基層指導農業學大寨運動的開展。12月，省委發出《關于學習推廣吳堡縣委三級干部堅持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先進事跡和經驗的通知》，隨后榆林地委發出通知，要求各級黨組織認真學習吳堡縣干部帶頭大干、苦干，深入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的精神。經過全區干部群眾共同努力，1973年全區產糧51.945萬噸，第一次突破50萬噸大關，結束了長期吃返銷糧的歷史。

1975年9月至10月，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在山西昔陽召開。10月29日，地委第一書記余明會后返回榆林，根據會議精神，立即抽調機關干部組織了1萬多人的宣傳隊，深入農村進行普及大寨縣的宣傳動員。榆林地區各縣以建設大寨縣為目標，掀起了聲勢浩大的農田基建高潮。南6縣主攻水壩地、北6縣大搞改土，像指揮作戰那樣，到處組織打大仗、硬仗的農田基建專業隊。全區農田基建每天上勞力50多萬，占農村總勞力70%，不少地方開展聯社、聯隊大會戰，提出“戶戶門上鎖，人人大會戰”。12月，《紅旗》雜志第12期發表了陜西省委的調查報告《搞好農田基本建設依靠什么》，宣傳報道了榆林地區農田基建經驗。

為了落實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中提出的大寨縣建設指標，1975年12月至1976年1月，全區各縣以10天左右的時間相繼召開了農業學大寨群英會，共2.5萬人參加會議，經過討論，初步落實建成大寨縣的時間規劃。規劃3年建成大寨縣的有吳堡、榆林、綏德、靖邊、府谷5個縣，4年建成的有米脂、清澗、神木3個縣，5年建成的有橫山、定邊、佳縣、子洲4個縣。為了加強對農業學大寨運動的領導，1976年2月4日，地委成立農業學大寨辦公室。至1976年年底，全區建成大寨式公社一個，大隊133個。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農業學大寨運動，把大寨經驗變成靠“狠抓階級斗爭”和“人的思想革命化”來促進農業生產的政治典范，大寨經驗被概括為“大批促大干”，學大寨也因此成為一場全國性的政治運動。這一時期，榆林地區的農業學大寨運動，在農田基建和水利建設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績，但由于學大寨已經由生產運動變為高度的政治運動，對我區農業的發展產生了消極的影響。

“文化大革命”期間榆林地區農業學大寨運動最主要的內容是集中勞力進行大規模的農田基本建設。廣大人民通過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因地制宜地治山、治溝、治沙、治水、蓄水、保土、防風固沙，并在長期實踐中總結出“山修梯田溝打壩，引洪漫地水拉沙，壘石幫畔造良田，蓄引堤挖水利化，下濕灘地排灌網，造林種草鎖風沙”的經驗，實行土、水、林、草綜合治理，農業基本建設取得很大成就，全區適宜發展水地的土地大部分得到開發利用。出現了一大批大搞農田基建、糧食產量增加明顯的典型，如米脂縣的高西溝修田打壩控制水土流失，靖邊縣楊橋畔大隊引水拉沙造田等。同時建設了大量的水庫、抽水站、機井等水利設施，至1976年，全區有大小水庫477座，固定和流動抽水站9374個，機井7000余眼。大規模的農業基本建設和水利建設，使糧食生產的基本條件得到了明顯的改善。1976年全區糧食總產58.18萬噸，較1966年增長45％，農村人均占有糧由222公斤提高為276公斤。糧食生產在物質、技術投入十分有限的情況下，單產不斷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農村經濟危機，并為以后農村經濟發展奠定了較好的基礎。

但由于“文化大革命”以來，大寨異化為執行“左”傾路線的典型，學大寨運動對榆林地區農業生產的發展產生了消極影響。在政治上，很多地方通過“大批促大干”組織農業生產，工作方法簡單粗暴，破壞了黨群關系；在生產關系上，不顧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水平，生產規模上求“大”，勞動報酬上求“平”，隨意侵犯農民的利益，盲目追求“大、公、平”；在分配方面，推行大寨的記工辦法，不看勞動數量，不看技術高低，而是評政治分、思想分，過度擴大按人分配比例，嚴重挫傷社員勞動積極性；在生產經營上，把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等同起來，將社員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當做資本主義加以批判，片面強調“人心歸田，勞力歸農”，致使農村經濟發展的路子越走越窄，嚴重妨礙了各地優勢的發揮，結果糧食生產上的慢，經濟作物發展不起來，集體受害，群眾受窮；在指揮生產方面，搞形式主義、瞎指揮，一度一些地方搞“限期播種”、“限期收割”，剝奪農民生產自主性，結果事與愿違；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是農業學大寨運動的主要內容，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在“想大的干大的”主觀主義思想指導下，違背自然規律，搞移河改道、箍洞造田等大工程，甚至有邊勘測、邊設計、邊施工的“三邊”工程，造成很多損失和浪費。另外，大規模的農田基建對耕地資源的過度利用，使自然資源受到嚴重破壞。所以，“文革”期間的農業學大寨運動表面看起來熱火朝天，但實際上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生活一直處于貧困狀態。1976年7月1日，子洲縣杜家溝回鄉青年高爾欽因本縣群眾生活困難，以“理昂、信實”的署名在縣城貼出大字報《高調能不能唱完》，批判農業學大寨中唱高調的現象，就是對農業學大寨中“左”傾錯誤做法的堅定控訴。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農業學大寨運動，經驗教訓深刻，正如榆林地委在1981年《關于清理學大寨運動中“左”的思想影響情況的簡報》中總結：當時判斷生產關系先進與否，不是看它是否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而是以“一大二公”為標志，認為“越大越先進”、“越公越先進”，離開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水平變革生產關系，對于那些適應生產力發展水平，順應群眾意愿的生產關系變化，都視為“倒退”嚴加批判。這種長期以來形成的“‘左’比右好”，“越‘左’越革命”的思想，是大寨“左”的一套經驗得以大行其道的重要思想根源。深刻的歷史經驗教訓告訴我們：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農業的癥結所在是農業的生產經營體制問題，任何時候都要堅持生產關系必須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這一基本規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榆林地區逐步推行多種形式的承包責任制，改變人民公社體制，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才得以充分發揮，使農業生產發生了巨大變化，逐步解決了人民的溫飽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