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高霞

    1971年林彪事件發生后，毛澤東意識到越來越多的人對“文化大革命”產生懷疑，但他仍然堅持認為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對于反修防修、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因此他一方面支持周恩來對一些具體錯誤進行糾正，以實現安定團結，使國民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另一方面又極其擔心人們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擔心出現“復辟倒退”和“右傾回潮”，這種憂慮使他提出要批判孔子、反對倒退。1974年1月，中央以一號文件將《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轉發全國，一場“批林批孔”運動立即在全國開展起來。毛澤東的擔憂被江青反革命集團所利用，將“批林批孔”運動的矛頭指向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運動被逐步引向“評法批儒”，再次造成社會混亂。

一、教育、文化領域“反擊右傾回潮”

在深入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過程中，毛澤東對我國春秋時期的思想家、教育局孔子和哲學史研究中涉及的儒法之爭發展看法，提出了批孔的問題，把“批林”引上了防止“右傾回潮”、反對“復辟倒退”的方向。榆林地區“批林批孔”運動最先在教育、文化領域展開。

1973年9月8日至11日，國務院科教組召開了教育戰線批判孔子座談會。10月16日至18日，榆林地區召開教育系統批孔會議，要求“教育部門帶個頭”。會后全區教育系統開始組織批孔，進行教育革命大討論，一時間貼出許多關于批判“師道尊嚴”、“智育第一”、“分數掛帥”、“關門教學”等內容的大字報。1973年12月，地委轉發了教育局《關于當前教育革命中復舊情況的報告》。報告批判當前學校不兼學別樣，回到閉門教學的老路，舊的教學方法回潮，考試繁多、作業加重等問題。地委對這個報告中揭發出來的問題要求積極查處，并提出加強工人進駐學校和貧下中農管理學校等方面的工作。

受全國形勢的影響，1973年11月，橫山中學高二（六）班的幾個同學貼出一張700多字的大字報《這種語文教學的方向應該批判》。批判“教師中的個別人的傳統觀念十分濃厚，資產階級世界觀極為嚴重，致使我校語文教學拉向倒退”，并具體舉例“學校語文教學和考試中古文比重占一半”、“將毛澤東的幾篇文章刪去不講”的這種“厚古薄今”傾向，批判該校語文教學組執行的是教育路線中的修正主義，走的是復舊的道路。鑒于這份大字報所提問題的尖銳性，當時學校領導擔心引起師生矛盾，對這份大字報做了低調處理。1974年初，為了推動“批林批孔”運動的深入發展，地委將這份大字報事件作為典型大力宣傳。3月3日《榆林報》發表文章《革命小將的一張革命大字報<這種語文教學的方向應該批判>》，還附了編者按，批判學校領導折衷主義影響了“批林批孔”，贊揚這份大字報所揭露和批判的教育戰線上的復舊傾向，認為學生的大字報提出了教育革命的方向問題，符合《人民日報》批“克己復禮”社論的方向。這篇報道在全區教育界引起很大反響，該校的領導和教師被迫在報紙上做公開檢討，贊揚學生的反潮流精神。受橫山中學事件影響，全區教育界開始教學改革，要求在各科教學中都要貫徹“批林批孔”和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并貫徹省教育局加強工宣隊、貧管會對學校的領導的指示，工宣隊組織學生到工廠、農村，與工人、農民一起批林批孔，把1972年全區教育工作會議以來，狠抓教育質量提高視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大加批判。為了加強對教育領域“修正主義路線回潮”的批判，地委對1973年子洲縣何家集公社曹家溝小學生曹瑞學和米脂縣姬岔公社藺家寺大隊初中畢業生井會元兩起學生自殺案件重新定性，將師生矛盾與學生升學制度指導思想上的混亂造成的自殺事件，歸結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迫害所致”，并要求將這兩起事件作為全區教育工作會議中教育戰線修正主義路線回潮的典型加以批判。將發生自殺事件的子洲縣何家集曹家溝學校革委會副主任批捕，同時子洲全縣各學校批判所謂復舊回潮，進而影響到全區，1972年教育領域調整整頓中加強教學質量的方法措施受到批判，全區教育秩序再度陷入混亂局面。

文藝領域重在批判“修正主義文藝黑線回潮”，將晉劇《三上桃峰》作為典型，在全區文藝界展開多種形式的批判。1974年3月16日，地區和榆林縣文教、宣傳系統的干部職工和部分工農兵代表舉行大會，批判《三上桃峰》是一個集“無沖突論”、“中間人物論”、“人性論”、反“題材決定論”、“離經叛道論”之大成的黑標本。批判這部戲“突破樣板戲框框”就是對抗革命樣板戲。為了加大對“修正主義黑線回潮”的回擊力度，地區和榆林縣宣傳文教部門舉行革命樣板戲影片匯映宣傳動員大會，要求全區進一步開展普及樣板戲的工作，所有的電影院、站、隊，都要以最大的政治熱情，最快的流轉速度，最好的放映質量，搞好樣板戲影片的放映，城鄉范圍內進行《智取威虎山》、《紅燈記》、《紅色娘子軍》等8部樣板戲匯演。僅1974年5月份全區就已放映1462場，觀眾達58萬多人次。

二、“批林批孔”運動

1974年初，中央一號文件《林彪與孔孟之道》下發后，為了促進運動的發展，1974年2月6日地委召開了榆林地、縣各機關、單位深入開展“批林批孔”斗爭動員大會，強調要進一步提高認識，加強領導，放手發動群眾，迅速掀起“批林批孔”高潮，要求充分運用各種形式，廣泛宣傳，大造輿論，號召黨委放手發動群眾“批林批孔”，重點批判“林彪效仿孔子｀克己復禮｀妄圖復辟”。1974年2月13日，榆林地委在榆林縣體育場召開了有2萬多人參加的“批林批孔”大會，全區各地群眾收聽了大會的實況廣播。地委書記楊達要求全區干部群眾要將“批林批孔”列為當前第一件大事，要領導站在斗爭的最前列，帶頭學，帶頭批。在地委帶動下，全區各級黨委都召開了“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或批判大會，利用各種宣傳方式發動群眾，培訓宣講骨干，組織宣講隊伍。同時領導帶班子在工廠、農村進行試點，總結經驗，全面推廣。地委還成立“批林批孔”辦公室，各縣也相應成立“批林批孔”辦公室，加強對運動的領導。

“批林批孔”運動發動以來，經過層層動員、培訓骨干、傳達文件，運動形勢發展的很快。僅一個多月時間全區95%以上的群眾聽到了文件傳達，培訓骨干10.04萬人，出現了下至十來歲的娃娃上到七、八十歲的老人都起來批判林彪與孔子的現象。各級黨委都由領導干部帶班子，深入基層，進行試點，全區地縣社三級共搞了476個試點。并先后于2月27日在綏德李家崖大隊，3月8日至9日在綏德縣農機廠召開現場經驗交流會，介紹推廣試點經驗。經過動員，工交系統有的單位開始批判地區1972年以來對企業整頓的有關政策；地區運輸公司工人貼出《一個月兩條線》的大字報，批判加強企業管理為“業務掛帥、物質刺激的修正主義企業路線回潮”。

1974年4月6日，地區直屬機關召開有1500多人參加的“批林批孔”大會，批判了“各條戰線上的右傾復辟思潮”現象。要求放手發動群眾，把“批林批孔”進行到底，深批“克己復禮”堅決回擊右傾復辟思潮?！芭峙住边\動由教育、文化領域為重點蔓延到社會各領域。    

1974年6月13日至7月7日，榆林地區革命委員會召開第九次全體委員（擴大）會議。會議否定了“批林整風”運動期間地委糾“左”所做的工作，重點“揭發批判各條戰線上的右傾復辟思潮，特別是揭發批判右傾復辟思潮在地委、地革委的表現”，檢討了沒有解決好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社會主義新生事物、正確對待群眾的問題。檢討了在1970年領導班子“兩化”建設中，對革委會部分群眾代表和干部的缺點“看過了頭”，撤銷了部分干部的職務，在革委會的職務調整中將部分群眾代表的職權調整的有名無實，削弱了革委會的作用。著重指出“批陳整風”運動以來，對少數鬧派性的人的批判，“顛倒了是非”，批了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否定了對資產階級派性、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的批判，“三批”傷害了群眾的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助長了右傾復辟思潮的發展，排斥了持有不同意見的同志，影響了新老干部之間的團結。第一書記余明代表地委承擔了政治責任，要求不搞層層檢討，人人過關，不過多追究個人責任，使事態沒有進一步擴大。8月28日召開的地委工作會上，要求對批判所謂“二月逆流”和“三批一清”中被處理的人，要組織力量進行調查研究，逐步妥善解決。對于錯拘錯捕的人員要堅決予以糾正。

中共十大通過的新黨章中，“反潮流”被認為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大批所謂“修正主義路線回潮”，制造了許多“反潮流”典型，全區上下大樹社會主義新生事物的典型，如鞏固和發展合作醫療的典型米脂縣河岔公社張岔大隊赤腳醫生劉佩蓮，教育革命大辦“五七”學校的典型靖邊喬溝灣大隊紅衛農林學校，扎根農村的典型橫山縣石窯溝公社戴家墕大隊回鄉知識青年戴世道等。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作為“文化大革命”以來最典型的“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再掀高潮，由各級領導干部帶頭送子務農，僅1974年春，全區就有2280多名應屆高中、初中畢業生到農村插隊落戶，其中，榆林縣3月份就有700名知青上山下鄉。

為了鼓勵“反潮流的革命精神”，一些“反潮流勇士”成為突擊入黨和突擊提干的對象，得到提拔和重用。1974年，地委組織部和榆林縣委組織部推廣榆林縣芹河公社在“大打大鬧專業隊”（由插隊、回鄉知識青年和復員軍人組成）中成批突擊吸收入黨和提干經驗，降低黨員標準，搞突擊入黨。各級領導班子以芹河公社經驗作為老中青三結合、大膽提拔年輕干部為典型，要求重視年輕干部的選拔任用，甚至對領導班子中年輕干部所占比例作出明確規定，大量吸收提拔“勇于反潮流”的干部。從1973年底召開地委組織工作會議后至1974年3月，全區有25歲以下的農村黨支部書記114人，副書記381人，其中大多數人是組織工作會議后提拔的?！芭峙住边\動期間突擊入黨、突擊提干現象嚴重，使一批有野心的“反潮流”分子混入黨內和干部隊伍中，造成黨的組織和干部隊伍的嚴重不純，給黨的事業和組織威望造成了嚴重影響。

三、“評法批儒”活動

中央“批林批孔”之始是因林彪私下推崇孔孟之道，認為通過批孔可以從思想根源上批判林彪集團，而且更主要的是借宣傳歷史上法家主張變革、批判儒家反對變革來維護“文化大革命”。但在江青等人的操縱下，“批林批孔”進一步發展為“評法批儒”活動，并不斷暗示黨內的“大儒”就是周恩來，煽動要“揪現代大儒”、“批黨內大儒”。1974年初，榆林地區一些政治嗅覺敏銳的人，借周恩來1973年陪同越南外賓訪問延安時的談話寫成《辯風向，插紅旗——關于周總理延安談話的一些問題》的大字報，直接將批判的矛頭對準周恩來，并要求將此大字報轉報中央。地委認識到事態嚴重，及時采取措施禁止擴散并上報省委才未造成嚴重后果。1974年7月8日至9日，榆林地委將剛參加完地區革委會第九次全體委員（擴大）會議的各縣委書記留下來，集中學習和討論中央“評法批儒”文件精神。評法批儒活動在全區廣泛開展起來。

為了深入開展批判，地委要求各級黨委都要把加強理論隊伍的建設作為深入“批林批孔”的重要措施。至1974年7月，全區已建立7500多個理論小組，有33800多人參加評法批儒，宣講儒法斗爭史，樹立了橫山縣魏家樓大隊、府谷縣鐵廠、榆林縣張家畔大隊等一批先進典型。這些理論小組一方面通過編寫秦始皇、曹操、武則天等人的故事，對這些在傳統故事中一直是反面形象的人物當作反孔典型大加贊揚，另一方面動員群眾批判《三字經》、《千字文》、《女兒經》等傳統典籍，以及有孔孟思想的諺語格言對聯戲劇故事等，通過采取作報告、辦墻報、講故事、創作連環畫、編排批孔小節目等形式，宣講儒法斗爭史，并結合地區特色編寫了《李自成的反孔斗爭故事》。全區動員批判，下到小學生，上至老農民，很多沒有任何史學基本常識和理論基礎的人，一知半解，大談“儒法斗爭”史。

8月28日至9月6日地委召開了工作會議，地、縣、社領導400多人參加。會議主要是學習和交流加強理論隊伍建設以及評法批儒經驗，研究儒法斗爭歷史和整個階級斗爭的歷史，廣泛開展評法批儒活動。地委要求各級黨組織對理論隊伍建設的情況進行一次全面的檢查，已建立理論隊伍的，要充分發揮其作用，未建立的，要盡快建立。同時，地委決定抽調大批干部下農村，地縣常委除留1至2人主持日常工作，其余都到基層劃片包干。部、委、辦、局采取合署辦公，除整隊、蹲點外，地區再抽50%干部，縣抽70%干部下農村，工交財貿事企業單位，也要抽部分干部下去和廣大群眾一起抓大事。

在“抓大事”的口號下，各級干部把主要精力放在去基層抓“方向與路線”問題上，具體業務工作無人管，甚至出現稅務局長常年下鄉，局內工作無人管，造成“有人不收稅，有稅無人收”的怪現象。隨著各地深入開展“批林批孔”運動，在農業生產方面加大了批判唯生產論，批判重副輕農、副業單包、物質刺激、自由種植等資本主義傾向的力度，進一步加緊了對農業生產的限制。

為了推廣江青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樹立的“農村意識形態領域革命”的典型——天津市郊寶坻縣小靳莊大辦政治夜校的經驗，1974年12月12日至16日，地委在府谷召開學習推廣小靳莊大辦政治夜校經驗現場會。在典型的帶動下，府谷、吳堡、米脂等縣，采取搞試點、開現場會、舉辦培訓政治夜校骨干學習班等方法，推動全區出現了普遍舉辦政治夜校的熱潮，組織青壯年學習小靳莊十件新事，開展政治、時事、文藝宣傳等活動。至12月，全區辦起政治夜校7787所，參加的學員達到443000多人。大辦政治夜?；顒痈蓴_到群眾正常的生產和生活，群眾諷刺“批林批孔沒樣樣，生產多少有斤兩”、“評了法家，批了儒家，誤了農家”。

 “批林批孔”運動雖然歷時不長，但在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干擾下，阻斷了全區1972年以來糾正極“左”路線的工作，使已經明顯好轉的各項社會工作又重新陷入混亂狀態，致使“左”的錯誤影響繼續深入到思想、文化各個領域和經濟工作、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對各方面工作進行了治理整頓，全區“批林批孔”運動逐漸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