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航

摘要：中共中央轉戰陜北是榆林紅色歷史中厚重的一筆。近年來，有關這段歷史的研究成果不少，但多數停留在轉戰過程的陳述、領袖人物的贊頌，或是某一個微觀角度的研究，例如有關“三委分工”的研究。對于中共中央主動放棄延安、選擇轉戰陜北這一戰略抉擇，缺乏系統的、深入的、科學的論證。筆者在翻閱大量文獻資料的基礎上，比對現有研究成果，從宏觀角度入手，采用正反佐證的方法，論證了中共中央主動放棄延安，轉戰陜北這一軍事險招的合理性和正確性，并對轉戰陜北取勝原因進行了深入解析。從而得出，轉戰陜北是黨中央和毛主席放眼全局、高瞻遠矚的主動作為，它是解放戰爭由戰略防御向戰略進攻轉變的關鍵布局，為全國提前解放奠定結實基礎。在寫作過程中，筆者在堅持學術研究的嚴肅性前提下，力求做到增強文章的可讀性。

關鍵詞：中共中央、轉戰陜北、戰略抉擇、關鍵布局

1947年春，胡宗南率部大舉進攻延安。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動放棄延安，轉戰陜北。整整一年零五天，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始終駐留陜北與敵人角力、周旋，曾多次遇險，幾度與敵人擦肩而過，都未曾東渡黃河，離開陜北。最終兌現了毛澤東當初“不打敗胡宗南，不過黃河”的豪邁誓言。那么，黨中央和毛澤東當初為什么要放棄延安轉戰陜北？又是那些因素讓轉戰陜北取得最終的勝利？

一、避敵鋒芒，放棄延安，是中共中央審時度勢的戰略抉擇

1946年6月，蔣介石依仗兵力和裝備上的優勢挑起全面內戰，妄圖用3至6個月時間解決中共問題。然而，戰事并沒有像蔣介石預料的發展，到1947年2月，經過8個月的作戰，國民黨雖然占據105座城市，卻平均付出7000人的代價，士氣低落，戰斗力下降，投誠、起義明顯增多。且因固守占領城市，大量兵力被牢牢釘住無法調動，兵力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被迫收縮兵力向陜北和山東重點進攻。

蔣介石認為中共在關內有三個重要根據地，即以延安為政治根據地，以沂蒙山區為軍事根據地，以膠東為交通供應根據地。拿下這三個地方是徹底解決中共問題的關鍵。而在這個三個地方中，延安是蔣介石重點進攻的核心。首先，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其決策和指揮中樞。中國自古就有“擒賊先擒王”“打蛇打七寸”的古訓，攻占延安可以動搖其軍心，瓦解其意志。同時也能振奮一下國軍低落的士氣，扭轉日漸不利戰局。其次，延安是享譽世界的紅色圣城，備受國際社會關注。攻占延安可以打擊中共的國際地位，使其更加孤立。再次，進攻延安，即便不能消滅中共中央機關，如果可以將陜北的中共首腦機關和武裝力量驅趕過黃河，則可以實現在華北與人民解放軍決戰的目的?；谏鲜隹紤]，蔣介石早在1947年2月上旬，便將胡宗南召到南京，確定了進攻陜甘寧解放區的基本設想。2月底又飛到西安，進行作戰部署。3月13日，他命令部隊發起對延安的重點進攻。為了一舉拿下延安，蔣介石調集兵力共34個旅，25萬人圍攻陜甘寧解放區。延安更是首當其沖，面對國民黨正面攻擊的部隊就達8萬之眾，同時蔣介石還在西安集中近100架飛機，這是國民黨空軍力量的3/5。而此時，解放軍在西北的部隊大都分散在隴東、山西等地作戰，能用于正面阻擊的只有一個教導旅加兩個團共5000多人，需要防御正面陣地東西一百多里、縱深七八十里的地區。情況緊急，中央軍委決定：成立西北野戰兵團和地方部隊，由彭德懷、習仲勛統一指揮。然而即便集中所有兵力，也同國民黨存在巨大兵力懸殊。況且敵人裝備優良，來勢洶猛，志在必得，如果死守延安必將給我軍造成重大損失。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決定主動放棄延安。

鑒于延安不是一座普通城鎮，它是中國革命的搖籃，是在獵獵寒風中高舉著的一面旗幟。這里曾是無數熱血青年和愛國民主人士向往的地方，是一輪冉冉升起的朝陽。延安的得失，事關重大，處理不當必定會在政治上、部隊指戰員和廣大人民群眾情感上產生連鎖反映。為此，毛澤東語重心長地開導軍隊干部：“我軍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敵人進延安時握著拳頭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頭伸展，這樣就便于我們一個一個地切掉它?！?/span>并動員大家向戰士們做解釋工作。經過一系列的說服教育，最終解開了大家思想上的結，化解了情感上的困擾。

由此可見，放棄延安既是形勢所迫，亦是贏得最終勝利的戰略需要。

二、堅守陜北，不過黃河是政治考量和軍事策略的客觀需要

在一年零五天的轉戰時期，黨中央和毛主席堅守陜北，不過黃河，有著政治和軍事上的諸多考量。

在政治方面來講，一是，從敵我力量對比看，當時各個解放區都是敵強我弱。臨近陜北的晉綏解放區、晉察冀解放區、晉冀魯豫解放區都面臨著諸多困難。在嚴峻的戰爭形勢下，全國沒有一個絕對安全的地方。況且，蔣介石將陜北作為進攻的重點，就是針對黨中央和毛澤東。即便毛澤東和黨中央安全轉移到其他解放區，也照樣是會變成敵人進攻的重點。既然如此，就沒必要舍近求遠。二是從行政轄區上看，黃河以東已經超出了陜甘寧邊區的轄區。如果渡黃而去，很容易給外界造成一種畏懼敵人，狼狽逃亡的假象，是放棄整個邊區的輕率之舉。極易造成百姓精神上沮喪和情感上的失望，會削弱解放區軍民的戰斗意志，動搖其必勝的信念。三是，愛國統一戰線會受到影響，國統區“第二條戰線”的斗爭因此而遭受挫折，懷疑、失望等不良情緒會蔓延，一些中間勢力可能要倒向國民黨一邊。四是，中共的國際地位會雪上加霜。美英援蔣信心倍增，蘇聯的態度會更加模凌兩可。所以離開陜北一定會造成國際、國內政治上的被動局面。

相反，只要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留在陜北，即便蔣介石攻占了延安，也是一場華而不實的勝利。其進攻延安的“掏心”戰術，除了收獲阿Q式的自我安慰。只能進一步暴露國民黨的反動本質，坐實蔣介石破壞和平的惡名。胡宗南占據一座空城，為了向世界宣揚勝利，不惜讓百姓和士兵充當俘虜。之后，其二十多萬的軍隊在狹小的陜北高原打轉一年，損兵折將卻徒勞無獲，得到的只是世界人民的嘲諷。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這面旗幟，卻始終迎風飄揚在陜北的山峁溝壑，扎根在百姓的心中?？梢?，放棄延安轉戰陜北，對于中共而言，僅僅從政治上就已實現一石二鳥的效果。

從軍事角度上來講，轉戰陜北也是必要而科學的抉擇。撤離延安前，毛澤東明確表示他和中共中央不過黃河，留在陜北。面對眾人的勸阻，他舉出兩個理由：

“其一，我們在延安住了十來年，一直處在和平環境中?，F在一有戰爭就走，我無顏對陜北鄉親，日后也不好再見面。我決定和陜北百姓一起，不打敗胡宗南絕不過黃河?！薄捌涠?，我不能離開陜北還有一個理由。胡宗南有二十多萬人馬，我們只有兩萬多，陜北的比例是十比一。這樣我們其他戰場就要好的多，敵我力量對比不那么懸殊。黨內分工我負責軍事，我不在陜北誰在陜北？現在有幾個解放區剛剛奪得主動，我留在陜北，蔣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投入別的戰場。我拖住他的‘西北王’，其他戰場就可以減輕壓力?！?/span>

可見，黨中央和毛澤東堅持轉戰陜北，不過黃河，有政治上爭取主動，有情感上的難以割舍，更有軍事上的慎重考量。

轉戰陜北，可以充分發揮我軍運動戰和游擊戰的特長，集中優勢兵力，尋機殲敵，不斷消耗敵人的有生力量。毛澤東曾預言：“蔣介石占領延安，絕不是他的勝利，而是他倒霉的開始！”后來戰爭的發展證實了這一點。西北野戰兵團在彭德懷、習仲勛的指揮下，于撤離延安后的45天內，連續取得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三戰三捷，殲敵14000多人，兵力要發展到4.4萬，很快穩定了陜北戰局。

胡宗南部在尋找西野主力決戰的過程中，被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牽著鼻子走，到處撲空，疲憊不堪，又屢受打擊，糧草困難，深陷其中，無法自拔，幾十萬兵力牢牢困在陜北。這為黨中央進行全國解放戰爭的戰略進攻部署創造了條件。7月，中共中央在小河召開擴大會議，制定了“三軍配合，兩翼牽制，中原突破”的十二字方針。之后，西北野戰軍和地方部隊圍攻榆林，牽著胡宗南的“牛鼻子”一路北上，有力配合了劉鄧、陳謝、陳粟兵團挺進中原戰略計劃的實施。劉鄧大軍更是千里躍進大別山，直插國民黨的心臟地帶，揭開了解放戰爭戰略反攻的序幕。就在這一過程中，西北野戰軍在米脂沙家店設伏，殺了一個“回馬槍”，全殲驕傲冒進的鐘松整編三十六師6000余人，一舉扭轉了陜北戰局。沙家店戰役后，在陳謝兵團出擊豫西，威脅西安，迫使胡宗南部主力南撤的有利條件下，西北野戰軍趁勝轉入內線反攻，發起延清、黃龍戰役，解放了延安以東廣大地區，開辟了黃龍新解放區。陜北戰場從此由內線防御轉向內線反攻。

三、自然條件為轉戰陜北化險為夷，以弱克強提供了地理之便。

中共中央轉戰陜北，準確來講是轉戰于延安北部和榆林中南部地區。這里地廣人稀，山峁連綿，溝壑縱橫，地形復雜，交通不便。對于深諳游擊戰精髓的毛澤東來說，這里正是與敵人周旋的最好場所。當新四旅干部要求增派部隊保護黨中央時，毛澤東自信滿滿地說：“這個你們不用擔心，陜北地形險要，群眾條件好，回旋余地大，安全完全有保障”。

三委分工后，留在陜北的前委機關和中央軍委機關及警衛部隊只有800多人。在陜北的山峁溝壑之間，這支小部隊很容易隱蔽和轉移。況且胡宗南一直認為，中共中央機關的行動，必定要有主力部隊的掩護。他萬萬沒有想到，保護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只有區區幾百人的警衛部隊。為了隱蔽，他們往往晝伏夜行。所以即便敵人有飛機偵察也很難發現。

一年零五天的轉戰路上，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多次遇險，卻總是逢兇化吉。從安塞到靖邊，面對劉堪的4個半旅的追擊，險象環生。在小河幾乎和敵人迎面相遇。在天賜灣，毛澤東按兵不動，唱了一出“空城計”，讓敵人順溝過去。在佳縣，劉戡、鐘松10萬兵馬南北撲來，大雨連綿，河水猛漲，面對漸漸逼近的敵兵，毛澤東毅然決定沿著葭蘆河向黃河相反的方向翻山而去，脫離險境。這些驚心動魄的傳奇事跡，被陜北百姓講述的頗具神秘色彩。仔細推究，應該與陜北特殊的地理環境密不可分。

相反，國民黨是大部隊推進。在當年交通條件十分落后的陜北地區。機械化的部隊無法展開，許多重型武器派不上用場。小米加步槍的西北野戰軍反而變的靈活主動，有利于在運動中尋機殲敵。此外，陜北干旱缺水。每日行軍駐扎，水源是關鍵。了解哪里有水源，就可以基本掌握敵人的行軍路線。這為中央中央與敵人周旋提供了重要參照。

四、民眾擁護是轉戰陜北行軍安全、克敵制勝的根本保障。

僅僅是地理環境的優勢，遠遠不足以保障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安全。人心向背是戰爭勝負的決定力量，也是克敵制勝的法寶。用毛澤東的話講：人民才是銅墻鐵壁。

陜北是共產黨經營時間最長、發展最好的地方之一。早在1924年，綏德籍共產黨員李子洲等人便在陜西省立第四師范學校（校址綏德）創建了中共綏德小組，點燃了西北革命的烽火，發展到解放戰爭時期，陜北的黨組織十分健全，群眾基礎極好。在轉戰陜北的艱苦歲月里，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基本上一路平安，與陜北良好的群眾基礎息息相關。首先，良好的群眾基礎有利于封鎖消息，防止敵特滲透。中共中央在轉戰過程中，為了安全起見，領導人都用了化名。中央機關也先后改用不同的番號。但是這些障眼法根本瞞不過群眾的眼睛。據閻長林回憶，當時老百姓雖然不知道這支隊伍是中央機關，但均認為這不是一支普通隊伍。并總結出這支部隊的“六有”特點，即背盒子槍的多，騎馬的多，電線多，婦女多（電臺報務員），手電多，馱騾多?？梢娎习傩招睦锸峭噶恋?，但沒有一個人向戰士們打聽，更不會有通敵分子。王家灣的薛老漢被劉戡抓走之后，慘遭毒打折磨，卻不肯透露中央機關的去向。王家灣附近有一個國民黨教員，老百姓便主動封鎖了消息，黨中央走后，他果然叛變，卻說不出個所以然，被劉堪打的半死。而國民黨軍隊走到哪里都是聾子、瞎子，始終無法確定黨中央和毛澤東的位置。就在敵人費盡心機尋找黨中央和毛澤東蹤跡的時候，毛澤東等在靖邊王家灣（今屬安塞）停留了56天，在小河村停留了46天，直到1948年3月23日，從容東渡黃河，離開陜北，一路都是有驚無險。這充分說明在群眾的掩護下，安全保衛工作做的相當成功。其次，良好的群眾基礎，也是戰爭取勝的關鍵。在歷次戰爭中，陜北地方黨組織積極活動，動員百姓籌措糧草，趕制軍鞋、軍服等物資送到前線，組織擔架隊、運輸隊、洗護組、偵查組等各類支前隊伍，為主力部隊提供了高效的后勤服務。每一場勝仗的背后，都有無數個陜北百姓的犧牲和付出。轉戰陜北期間，天災“胡禍”導致陜北出現嚴重饑荒。但是為了支援戰爭，老百姓勒緊褲腰帶，將三分一之以上糧食供應部隊。據榆林一些老人回憶，僅米脂、佳縣、綏德等縣區一年繳納公糧就達6至7次。習仲勛回憶這段歷史時曾動情地說：“1947年10月間，我在綏德、米脂、清澗一帶，親眼看到許多鄉親把還未完全成熟的高粱、豇豆采收回來，連夜炒干交給部隊。清澗縣東區直川山，有個鬧紅時期的婦女模范劉大娘，聽說毛主席和大家一起吃黑豆、榆樹葉干面，難受的熱淚直流，把堅壁在后山的五升麥種、三升豇豆種取回來，連夜磨成面，搟成面條，托人送給毛主席?！?/span>據統計，陜甘寧邊區1947年交公糧24.6萬石，1948年交公糧29萬石，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為了補充西野，邊區群眾響應號召，踴躍參軍，到1948年延安光復前，全邊區有1.9萬名青壯年參加了主力部隊和地方兵團，有1.6萬地方邊團轉入主力部隊，有1萬多參加了游擊隊。在沙家店戰役中，無定河水影響了部隊行軍，鎮川3個村群眾自動拿出門板、繩索等，利用船只，一夜間搭起一座浮橋，讓解放軍迅速通過。解放軍行軍途中，米脂群眾還設下長達15公里的開水站慰勞戰士。米脂婆姨的后勤工作十分出色，趕制軍鞋、照顧傷員樣樣在行。附近縣區大量男子支前，涌現出折多雄、折多富為代表的民兵英雄，許多人因此獻出了寶貴的生命。而國民黨部隊所到之處，面對的都是百姓的堅壁清野，地方武裝的襲擾。據不完全統計，從1947年3月到12月，邊區地方武裝、游擊隊和民兵共作戰3064次，累計殲敵1.4萬。由于部隊龐大，后勤補給十分困難。在西野和地方部隊的打擊下，國軍減員日增。正如彭德懷所說：“沒有陜北群眾的支持，沒有干部戰士的前赴后繼，2.5萬人怎能打敗25萬強敵呢？”

五、及時準確的情報來源是黨中央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成功要素。

轉戰陜北期間，情報的來源渠道十分廣泛，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種：一是來源于國民黨內部的潛伏人員。二是來源于駐扎晉西北的后委。三是來源于陜北地方各級黨組織、偵查人員及人民群眾。

首先被譽為“龍潭三杰”后三杰之首的熊向暉。在情報戰方面做出了特殊貢獻。毛澤東稱其“一個人能頂幾個師”?？箲鹬衅?，熊向暉以學生身份考入胡宗南的第一軍。按照周恩來指示，潛伏近10年基本沒有任何行動。卻在緊要關頭兩次挽救了黨中央。第一次是在1943年夏，蔣介石密秘布置胡中南，趁共產國際解散之機，閃擊延安。7月2日胡宗南下達了7月9日進攻邊區的命令。第二天情報就被熊向暉報送延安。在中共的抗議聲討下，蔣介石迫于輿論和美英蘇的壓力，被迫叫停進攻。第二次是在1947年春，蔣介石調整作戰部署，制定重點進攻延安的作戰方案。熊向暉冒著極大風險通過西安地下情報系統，將胡宗南進攻陜北的兵力部署、行動路線以及空軍配合等細節報送延安。當胡宗南的高級將領尚不知情的時候，其計劃就已經在毛澤東的案頭。

其次，駐扎在晉西北的后委在通信保障和情報收集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共中央在陜北與敵人周旋，沒有固定的駐地，為避開敵人的電臺偵查，只能憑借幾個小電臺同少數地區保持聯系。有時為了安全起見，還要保持電臺靜默。因此，中央各項指示、命令的傳達與接收各地的來電，均由后委在三交鎮設立大電臺負責，這為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指揮全國解放戰爭提供了通信安全保障。此外，后委還進行全國情報的收集整理工作。重點加強對國民黨重要軍事部門，特務系統和各大戰區的偵查，注意收集戰略情況。葉劍英還要求各大區野戰軍的情報分支機構將所獲情報，三天或五天向總部匯報一次。要求前線部隊將繳獲的敵方無線測向機器、電臺人員送至中央后委，以便獲取更多有價值的信息。之后再將搜集的情報加以分析總結并上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工作提出了很多具有指導性的建議。

再次，陜北的地方黨組織健全而嚴密，群眾基礎良好，為情報的收集提供了便利。各地組織、民兵、游擊隊、老百姓人人都充當著哨兵，獲知的情報均能及時上報。劉堪在王家灣丟掉的作戰命令，就被群眾拾到馬上送給中央。加上部隊特偵人員的偵查，邊區保衛部門的工作，從而確保了中共中央及時準確掌握敵人動態。

相反，國民黨獲取情報就十分困難。中統、軍統之間，甚至其各自內部矛盾重重。業務交叉，特務頭子爭權奪利、勾心斗角，甚至彼此殘殺。其情報偵查能力嚴重不足，何況處在陜北，敵特滲透十分困難。國民黨在退居臺灣之后，對陜北戰場失利的原因進行了深刻反思。1959年，臺灣編寫的《戡亂戰史》作出這樣的表述：在西北戰場上，“戰斗進行中，我軍因情報搜集無法進入匪區……影響于指揮及部署之行動不小”。而共軍則“始終憑借其嚴密的情報封鎖，靈活之小后方補給，以避實擊虛，鉆系流竄……不行主力決戰?！薄拔臆娭髁κ冀K被匪牽制于陜北，一無作為，殊為惋惜”。這些事隔多年后的評論，進一步印證了情報戰在轉戰陜北過程中發揮的突出作用。

六、未雨綢繆，策動北線起義為轉戰陜北拓展了廣闊空間

抗戰勝利后，國共雙方矛盾凸顯，軍事沖突頻繁，內戰一觸即發。鑒于此種情況，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加強對國民軍隊中反內戰官兵的統戰工作。在陜甘寧邊區，毛主席指示西北局加強北線統戰工作，為邊區自衛戰爭爭取較大回旋余地。歷史的發展證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這一指示，是高瞻遠矚的科學預見，為后來轉戰陜北贏得了先機和安全空間。

當時邊區已經處在敵人包圍之中。洛川以南有胡宗南大軍盤踞；西部有寧夏馬鴻逵和青海馬步芳的部隊；北部榆橫地區駐扎鄧寶珊部所轄二十二軍及總部直屬部隊萬余人，包括在安邊、靖邊寧條梁駐扎的新編十一旅，在神木縣城和高家堡、喬岔灘、府谷等地二十二軍八十六師兩個團，在橫山境內的保安部隊，總部主力駐防在榆林城及周邊地區，形成對陜甘寧邊區北部的弧形包圍。這些雜牌軍雖然力量薄弱，但如果戰時配合行動，也可對邊區后方造成威脅。尤其是橫山境內的石灣、高鎮、武鎮等地，如同一把尖刀，直插邊區腹地，不僅平時阻礙邊區交通，到戰時更會讓我軍缺少戰略機動的空間。

為此，中共中央未雨綢繆，早在1945年10月，指示三邊地委策動了安邊的曹又參部新編第十一旅起義。拔除了國民黨軍長期嵌入陜甘寧邊區北部的一個反共據點，解放了大約800平方公里的地區。同時開創了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官兵起義的先河。被毛澤東稱之為：“國民黨愛國官兵起義的火車頭”。

1946年6月，佳縣縣委策動的打火店梅廷棟連起義，起義雖然人數不多，但意義重大，使佳縣最后一塊國統區獲得解放。

10月，由習仲勛親自策劃領導的橫山起義爆發，在北線主力部隊的配合下，一舉解放了無定河以南5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12余萬人口。拔除了國民黨榆林南部各個據點，使榆林失去橫山等地屏障，直接暴露在我軍的威脅之下，國民黨在榆林周邊的部隊被迫全線收縮，邊區后方威脅至此基本解除。

三次起義，不僅擴大邊區面積，鞏固了邊區后方，而且還壯大了邊區軍事力量。曹又參部安邊起義2800余人，胡景鐸部5000余人的起義（2100余人被編），近5000余人被編入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序列。而梅廷棟連起義成為成為綏德獨立團的重要基礎（后與佳縣游擊隊、縣警衛隊合編）。相反榆林國民黨軍損失近9000多人，軍事力量被大大削弱。同時，起義帶來的心理沖擊，對榆林國軍產生不小影響。故而轉戰陜北期間，榆林國民黨部隊基本上處在觀望狀態，沒有對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戰軍形成過實質性的威脅。這為黨中央和毛澤東集中精力應付胡宗南部的進攻創造了有利條件。

此外，三邊起義使安邊縣制得到恢復，整個三邊地區黨政軍組織得到健全。這為日后防御寧夏馬鴻逵部的入侵起到重要作用，毛澤東在靖邊青陽岔、小河、天賜灣一帶駐留期間，正是三邊軍民的堅決斗爭，才使入侵三邊地區的馬鴻逵部無法跨越蘆河東進，從而保證了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安全。

橫山起義更是直接催生了榆橫特區的建立和特區各級黨政軍組織的誕生。特區各級組織建立后，積極發動群眾，摧毀了國民黨的各級保甲制度，開展了減租減息、土改、地方武裝建設、備戰支前等工作，鞏固了這一地區。內戰初期，榆橫特區許多地方被國民黨軍隊一度攻占，但是黨的各級組織并沒有被徹底摧毀，群眾基礎依然牢固。轉戰陜北期間，毛澤東和中央前委機關，之所以能在王家灣、小河等地長時間安全居住，能夠從容不迫地經過橫山石灣、肖崖則、火石山等地，毫無疑問是得益于橫山起義拓展出的戰略安全空間。

七、領袖智慧人物的膽略才智，是我軍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智力支撐。

轉戰陜北期間，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充分發揮個人的聰明才智，在每一個重要關頭，及時做出科學的決策和判斷，實施了正確的戰略部署、戰術指導。為我軍在戰場上實現以少勝多，以弱勝強提供了強大智力支撐。

當堅守延安，需要付出慘重代價時，毛澤東從大局出發，說服大家主動放棄延安。不僅避免重大傷亡，還將延安這個包袱甩給了國民黨，為之后的戰爭贏得主動，創造了戰機。

撤離延安后，地上有敵人的追兵，天上有飛機掃射，情況十分危險。各級領導干部要求毛澤東東渡黃河，毛澤東卻力排眾議，率中央機關堅守陜北。同時考慮到風險決策可能出現萬一情況，實行了三委分工。這樣既保持了政治上的影響力，又統籌了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工作開展，為最后的勝利奠定基礎。

當面對十倍于已的敵人時，毛澤東指示：“我們部隊數量和裝備上都比不上敵人，因此，我們采取的辦法是先打弱敵，后打強敵，先打分散孤立的敵人，后打集中強大的敵人?！覀冞@次打仗，就是要采取“蘑菇”戰術”?？磕銈兡バ?，牽敵人、磨敵人、牽著敵人的鼻子在山溝里團團轉。陜北山高林密路少，你們牽著敵人去爬吧！把敵人磨的疲勞了，餓飯了，就尋找機會消滅它?！迸淼聭言趹馉帉嵺`中，創造性地發揮了毛澤東的“蘑菇”戰術，在牽著敵人在黃土高坡上武裝大游行的同時，把集中強大之敵，變為分散好打之敵，把肥的拖瘦，把瘦的拖死。首戰青化砭，二戰羊馬河，三戰蟠龍鎮，三戰三捷，就是毛澤東“蘑菇”戰術的典型范例。

當陜北戰場處于劣勢，全國各大戰場尚未完全打破敵人重點進攻，事情非常棘手的時候，毛澤東沒有聽取其他將領調兵回師陜北增援的建議，而另辟蹊徑，瞅準蔣介石重點進攻，中原兵力空虛的破綻。在我軍兵力尚處劣勢的情況下，果斷做出“三軍配合、兩翼牽制、中原突破”的戰略進攻部署。讓劉鄧大軍采取無后方式的大膽躍進，出奇制勝，一舉將戰線推向國統區，揭開戰略進攻的序幕，中國革命由此走向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

當中央機關在陜北遭遇極端危險時，毛澤東在小河與任弼時爭執，堅決向西（沙漠方向）轉移；在佳縣黃河岔遇險，毛澤東果斷決定向黃河相反的方向轉移。在綏德永定橋豎起“毛澤東由此向東”的牌子。這些險地求生存，兵不厭詐的機智和臨危不亂的品質讓黨中央和毛澤東多次化險為夷。

當人民解放軍發起戰略進攻時，為了爭取群眾，支持長期戰爭，黨中央委托劉少奇、朱德領導的中央工委，及時召開全國土地會議，制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取代1946年出臺的帶有過度性質的“五四指示”。并在施行過程中，針對基層黨組織的思想、組織、作風不純的問題，及時開展了以“三查、三整”為主要內容的整黨工作，為實現土改糾偏，確保土改走上健康軌道，奠定思想和組織基礎。

當部隊俘虜兵比重日益增加，教育管理出現諸多問題，已經開始影響到軍隊的戰斗力。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敏銳地察覺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及時指示部隊加強思想教育工作，開展以“訴苦、三查、三整”為主要內容的群眾性練兵運動，即新式整軍。從而大大提高了戰士們的思想覺悟，增強了部隊戰斗力。宜川瓦子街戰役一舉殲滅國民黨軍整編第二十九軍軍部、整編第二十七、第九十師師部及5個整編旅近3萬人，正是新式整軍創造的奇跡。

相反，國民黨組織渙散，腐敗至極，高級將領專橫跋扈，任人唯親，思想素質和軍事才干方面多數遜色于中共將領。加之國民黨和蔣介石將戰爭勝負完全寄托于有形的武力上，失敗是必然的結果。三大戰役之后，蔣介石曾經反?。?/span>“軍事和政府部門，對于過去的失敗都負有責任。但是最主要的責任，是因為黨的癱瘓，黨員、黨的組織機構和黨的領導方式問題重重?！?956年，在敗退臺灣、痛定思痛、實行土改后，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寫道：“毋庸諱言，眾多的因素把我們推向了失敗……”這包括，在“四年的剿共戰爭中，我們未能將民生主義的原則，付諸實施?！边@些來自國民黨的自我反思，充分說明戰爭勝負與領導人的戰略眼光、戰術指導密切相關。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共中央主動放棄延安，轉戰陜北，既是迫于當時形勢的無奈選擇，也是高瞻遠矚的科學決斷。在敵我力量極端懸殊的情況下，如果沒有陜北得天獨厚的自然、社會、政治條件，沒有未雨綢繆的北線統戰工作，沒有領導人正確決策和指導，轉戰陜北將失去成功保障，更談不上牽動全國解放戰爭的大局。我們以長征作比，轉戰陜北在黨史上的地位毫不遜色。長征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被動選擇，但它保存了革命的火種，宣傳了中共的主張，鑄就了彪炳史冊的長征精神。而轉戰陜北則是放眼全局的主動作為，它充滿了無數個驚心動魄的斗智斗勇，播撒了一路的軍民魚水情，扛起了引領人民奪取全國勝利的精神旗幟，成為粉碎國民黨的重點進攻，促成解放戰爭由戰略防御向戰略進攻轉變的關鍵布局，為全國的提前解放奠定結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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